RIETI是经济产业研究所（Research Institute of Economy Trade and Industry）的略称。RIETI成立于2001年4月，是按照以严格著称的《独立行政法人经济产业研究所法》的原则，从经济产业省中独立出来的研究机构，《独立行政法人经济产业研究所法》第6条规定：“非研究所不允许随意使用经济产业研究所这一名称”。 RIETI是为了使外国朋友感到亲近而使用的昵称。
如果上英特网进行检索的话，就可发现距意大利罗马100公里处有一个名为Rieti的城市。这个地方似乎在罗马帝国建成之前就已经非常发达，还设有天主教的主管机构，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地方。也许这是某种缘分吧，希望以后有机会能去看一看。
这一点暂且不论，许多人都希望在日本也创立一个真正的公共经济政策研究所，RIETI就是根据这些人的愿望而成立的试验性组织。早在1980年代，以大藏省成立财政金融研究所为首，日本政府各省内部纷纷成立研究所，并成为一种流行。经济产业研究所的前身通商产业研究所就是当时的产物。但是，各省内部研究所的“研究员”除极少数由大学教授兼任的特别研究官之外，都是各省人事部门按照岗位轮换制分配的公务员。所以，这些研究所的主要业务无非就是按照各省的政策需要从事调查研究工作，或是邀请外国著名学者召开有关时局热点问题的政策讨论会等等。
但是，随着内外经济环境的剧烈变化，除按照当前的政策需要进行调查研究外，能够准确预测中长期政策的转换并不断对此加以分析研究的必要性正在日益增加。这种研究需要在某种程度上能够摆脱当时的政治潮流，具有相对的自立性与独立性。确实，政府中积累了很多进行这种具有现实性的政策研究所必不可少的各种信息与见解。但是，这些信息与见解如果仅在行政机构内部传播，或是只通过审议会等渠道传达给特定的学者或宣传媒介，就无法得到有效而充分的利用。所以建立一个能够有效利用并分析这些信息，以便使之能够在未来发挥作用的场所是十分必要的。
美国经济之所以不断发展强大，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长期以来建立了一些能够独立于执政政府，进行公共经济政策研究与争论的场所。例如华盛顿的布鲁金斯研究所。这个研究所的研究员在研究上具有毫不逊色于大学教授的权威性，并且，他们通过各自进行政策研究所得出的见解对执政政府及政策讨论的走向给予了巨大的影响。当政权交替时，这些人根据各自的政治立场可以获得不同的机会。有的人从研究所进入政府机构，尝试实施自己研究提出的政策。相反，也有人辞去政府公职，去从事将在下一次机会中发挥作用的研究工作。最近刚刚引退的布鲁金斯研究所所长阿马科斯特（Michael H. Armacost）就曾经担任过美国驻日本大使。
另一个作为学术与政策研究交流的场所发挥着重要作用的是NBER(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这个研究所的前身是曾设在哥伦比亚大学内部的NPO，战前曾以制定景气循环指标而著称。密尔顿·弗里德曼的著名的货币研究理论的基础也是在这个研究所奠定的。曾担任里根政府总统经济咨询委员会委员长的哈佛大学的费尔德斯坦（Martin Feldstein）担任该所所长时，研究所的研究据点也因此转移到了位于马萨诸塞州剑桥城的哈佛大学与MIT这两大经济学研究中心之间，从事更广泛的政策研究及政策相关性理论的研究。目前约有600名大学研究者以参与项目方式加盟，不断产生高质量的研究成果。能够成为该研究所的研究员在学术界都被认作权威。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该研究所还为研究生院的学生参加研究项目，撰写有关政策研究的博士论文提供了重要场所。
另外，我在斯坦福大学担任资深研究员，斯坦福大学也设置了SIEPR(Stanford Institute of Economic Policy Research)这一政策讨论场所，从经济学部、政治学部、工学部、历史学部、经济专业学院、法学院以及休伯研究所等单位网罗了大量有关公共经济政策的研究人员，并在财政上为研究项目提供援助，硅谷的经营者们也加盟其中。该研究所每年都有人到总统经济咨询委员会、证券交易委员会、通信规则委员会、世界银行、IMF等机构任职。当然，在上述机构从事行政及监督工作获得的经验又将在以后的教学中发挥作用。
从美国的经验中我们可以学到以下几点。即：行政与研究在各自保持其独立性的同时，如果拥有一个可以进行人员交流或展开讨论的共同场所，就可以一方面提高政策研究的质量及现实关联性，另一方面也能够为现实政策的形成提供分析研究的基础。为了在日本建立第一个真正的政策研究所，我们结合日本的情况，建立一个能够把布鲁金斯研究所、NBER、日本各省内部研究所三者的特点结合在一起的研究框架。具体而言，研究阵容由三方人士构成：从官厅及非政府组织、民间研究机构、大学等招聘来的签约数年的专职研究员、主持NBER等政策研究项目同时兼任大学教授的教职研究员以及在各省厅工作却在业余时间无偿地从事研究的客座研究员。只有这样，才可能建立起一个在某种程度上独立于行政机构，又能在官学民之间进行交流的共同场所。
RIETI在实现独立行政法人化时，采取了所谓研究员及工作人员非公务员化的措施，从而使上述体制得以实施。这样，既可摆脱论资排辈、终身雇佣式人事管理制度、定编制度及国家公务员考试制度等雇佣制的束缚。又能够依据专业知识及能力招聘到各具背景的研究员，比如，RIETI有在美国大学取得博士学位的美国人、在中国清华大学从事研究的中国人，同时，女性研究员的比例也比较大，她们在迄今为止的日本研究体系中，一直没有充分发挥优秀才能的机会。还有一些除经济产业省以外的各省厅官员，被研究所的魅力所吸引，作为客座研究员或研究会成员，参加研究或讨论。
第二点值得借鉴的就是要事先排除来自政策研究以外的政治干涉，保证研究的自主性，只有这样，才能最终保证研究的“质”。在筹备组建RIETI的过程中，负责宣传业务的同事曾经问过我，哪个词汇最能够表现出RIETI的自主性与目的性？当时，我的脑海中立刻闪现出“卓越”二字。为了确保研究的政治独立性和研究质量，研究所不能作为一个无名的研究群体来进行政策提案，也不能仅靠所长一张招牌。如果是前者，在提交政策提案时，往往为了取得一致，而剔去其中的“亮点”，使之趋于平庸；如果是后者，必将画地为牢，使研究或政策提案的质量及广度受到束缚。
因此，在RIETI，所有的研究结果都要由研究员个人负责。当然，这不排除背景各不相同的人们之间相互配合，而且这种配合是非常必要的。研究员可以通过各种研究会议进行交流或相互批评，也可以几个人联手共同编写书籍或召开讨论会。但是，研究员不是“影子”，他们必须走到前台来展开研究工作，这样才能使每个研究员做到严以律己，严肃认真地从事研究工作。
RIETI还要求在研究经济政策的过程中随时与国际接轨。RIETI不会单纯地把美国流行的想法照搬到日本来进行研究，也不会邀请个把国际著名学者开完讨论会就完事，而是要通过对日本经济及国际关系的分析，发表一些连外国经济学家也未必认识到的独到的研究成果，同时向世人展示与外国媒介墨守成规的报道完全不同的政策论战的情形。另外，在亚洲经济一体化及世贸组织谈判等国际经济关系中，还必须与有关国家的研究人员保持长久的接触，进而就研究课题的设定提出积极的建议。
意识到这个问题，RIETI把网站作为自己发布消息与研究成果的一个重要场所。有效地利用RIETI是非公务员组织这一优势，随时录用IT技术人员、编辑、原英文报纸记者、海外归国子女、中国编辑人员及网络管理者、美国撰稿人等各类人材，以日、英、中三国语言制作网页。RIETI的宣传部和国际部充满了活力。在网页上，除了编辑经手的消息外，所有文章都由研究员个人负责，所以很多文章充满个性。另外，RIETI还在网页上公开研讨会的会议录像，读者需要时，可随时在网上观看，可以说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成为RIETI研讨会的听众。在华盛顿的政策智囊团中，RIETI的网站已成为话题，另外，中国编辑还发来了鼓励RIETI的电子邮件，称“一直以来，我们大多从美国经济学界来了解一衣代水的日本。最近，看到了贵所的网页，令我非常兴奋”。
另外，在举办国际讨论会时，RIETI邀请的核心人物有些在日本并不著名，但都是与我们的研究项目保持着良好合作关系的研究人员。特别是，我们希望与尚不十分成熟的亚洲研究者之间继续保持交流。为此，我们计划每年举行ANEPR(Asian Networking of Economic Policy Research )会晤，就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深入的讨论。2002年，我们从亚洲各国及欧洲、美国邀请了20多位经济学者讨论了“亚洲经济一体化”问题。
有人担心，独立行政法人会不会成为带面具的特殊法人？而采用非公务员体制的RIETI所进行的尝试就是创立一种标新立异的体制与活动形态。RIETI这一试验或许能够给几年后将实现独立行政法人化的国立大学一些启示。
当然，成为独立行政法人，也并不代表可以随心所欲。特别是作为独立行政法人的RIETI，因为运营资金是国家预算中的拨款，所以要为纳税人即国民作出贡献。独立行政法人评价委员会是受国民委托对独立行政法人的活动进行评估的机构。在RIETI的评估委员会中，包括OB在内，没有一位委员与经济产业省有关。这也可以说是外部监督体制的一种试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