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低生育率对策应重视什么

　　政府的突破低生育率危机专业工作组聘任了各种各样的有识之士，应倾听的意见也很多。不过，也有令笔者忧虑的倾向，就是认为晚婚化和低生育率对于女性来说是"非自愿结果"，其根据是希望结婚生育的女性比例与实际实现希望的比例存在差异。

　　另一方面，也有人认为，晚婚化、低生育率是女性自愿选择决定的结果。笔者及研究低生育率的劳动经济学家都持这一看法。笔者感到忧虑的是，持前一种看法的人在专业工作组中似乎有很大的影响力。

　　"非自愿结果"的意见把问题归结于例如缺乏"适宜怀孕的年龄"、"不孕治疗"等相关信息，以及缺少与结婚对象相遇的机会，《女性手册》的方法就是基于这种想法提出的建议。

　　工作组成员的一位著名人口学家主张，低生育率的主要原因是不婚化、晚婚化，因此解决"婚后问题"的工作生活平衡作为低生育率对策并不重要。他在大学研究室的博客中也强烈主张，低生育率对策应以支援未婚者结婚为主，而不是解决儿童排队等待入托儿所和支援育儿。最近"推进婚姻活动·相亲派对议员联盟"等组织的活动也是这种想法的产物。他的"非自愿结果"论没有考虑女性在做出结婚的选择前会预测结婚后发生的情况，认为改善婚后的情况无助于低生育率对策。

　　问题的焦点在于未婚化和晚婚化是不是低生育率的原因。确实如那位工作组成员及其他人口学家所提示的，未婚化和晚婚化在婚外生育率极低的日本，与低生育率有密切的关联，初婚率的变化可以"解释"大部分出生率的变化也是事实，这成为晚婚化原因论的根据。但是不能只凭这些就说晚婚化是低生育率的原因。例如，除去例外，许多婴儿先开始"爬行"，然后学会"直立行走"。每个人"开始爬行"的月数差异可以在相当程度上"解释""开始直立行走"的月数差异，但是前者并不是后者的原因。真正的原因是孩子身体能力的成长，每个人之间的差异的主要原因是遗传基因的差异，以及饮食和运动的正确性。同样，晚婚化与低生育率有密切关系，晚婚化先行于低生育率，但未必意味着晚婚化是低生育率的原因。

　　因为有充分的理由可以认为，存在某种没有考虑到的共同原因，晚婚化和低生育率都是由这个原因引起的。用专业语言来说，这个原因叫"晚婚化的内生性"。这样认为是基于女性并不把结婚和生育分开考虑，在决定是否结婚时会对未来做出预测。那么，这样认为的理由是什么呢？

　　笔者和许多劳动经济学家以及在美国研究欧洲低生育率的专家都认为，晚婚化和低生育率的主要原因在于，对于女性来说，育儿的机会成本太高。所谓机会成本，就是由于结婚和育儿失去的东西带来的成本。如果假设在日本正式就业的女性为生育辞职，以后再就业时只能做短时工或临时工，那么可以推算，与一直正式就业相比，一生的工资平均相差1亿日元以上。这就是机会成本的重要部分。如果工作和家庭比较容易兼顾，育儿期间可以继续工作的职场增加，这种机会成本就会大大减少。因此，实现可以继续工作的职场是有效的低生育率对策。

　　不过，问题并非只有这些。阿莉·霍克希尔德（Arlie Russell Hochschild）描述1980年代美国的著作《第二职业》（The second shift）提出的问题非常重要。她指出，男性在职场的工作结束后就没有工作了，但是女性回到家里还有"第二职业"家务育儿在等待她。一般都说男性劳动时间比女性长，但如果加上家务育儿的时间，女性的劳动时间超过男性。日本的有配偶女性正式员工也完全一样。对于女性来说，结婚生育后如果继续工作，就意味着这种长时间劳动，而失去的自由时间比男性还多。当夫妻两人都有工作时，对于女性来说，工作和家务育儿双重负担减少的自由时间，就成为家务育儿的机会成本。要想降低这个成本，丈夫积极参加家务育儿固然重要，家务的简便化和外包也很有效。

　　机会成本里还有第三个关于结婚的重要因素。一般来说，包括精神方面在内，像结婚（离婚和再婚）这样需要巨大成本的选择，如果其结果的不确定性升高，机会成本就会增加，因为选择错误的可能性也增大。

　　关于个人未来的不确定性带来晚婚化，美国的家庭人口学家瓦莱丽·奥本海默（Valerie Oppenheimer）进行了理论化和实证化。在夫妻都工作的社会，理想的结婚对象的不确定性也有所增加。如果以男主家庭收入，女主家务育儿的"传统男女分工"为前提的话，对于女性来说，在"做好贤内助"的意义上，理想的结婚对象可以从学历、职业、收入等表面特征来判断。日本传统的相亲结婚更加上门当户对的特征，由可以信赖的中间人介绍，因此不确定性非常低。但是在夫妻都工作的社会，对于女性来说，工作不单为补助家庭收入，而且成为自我人生的一个重要方面。这时，对于女性来说，结婚对象能不能在工作上和家务育儿上相互支持、共渡人生，就变得非常重要，这些仅从对方的学历、职业、收入等方面很难判断。相亲结婚和职场结婚的衰退，不仅显示了重视恋爱结婚的倾向，而且中间人介绍作为选择理想对象的手段已经不再有效也是一个原因。而且，即便知道对方希望夫妻都工作，相互支持共渡人生，但对方的工作单位也许不允许夫妻都工作。尤其是像现在日本社会这样，如果企业强力推行传统的男女分工，女性就不能只凭对象的感情作为保障，不确定性很大，不得不慎重选择对象，这也是晚婚化的一个原因。不过，全社会的工作生活平衡完成度越高，这种机会成本就越小。

　　说结婚育儿的机会成本、尤其是缺乏工作生活平衡是低生育率的原因，有实证性根据吗？如果包括间接根据，有很多。据笔者研究，在OECD各国，表示低生育率和工作生活平衡两个指标的"弹性工作方式的适用程度"和"支援育儿的程度"两者、特别是前者显示出与出生率的变化密切相关。工作生活平衡的达标水平高的社会，低生育率的进展程度也慢，而女性就业率增加与低生育率很难产生关系。另外，初婚率也与全社会的工作生活平衡程度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支援育儿程度越高的国家，晚婚化倾向越小。

　　实证还显示出，在日本休产假至今还没有普及时，休产假增高了日本女性的生育率。而且丈夫分担抚育第一个孩子的程度，对妻子生育第二个孩子的愿望有很大影响，结果是提高了生育率。这一发现在厚生劳动省后来实施的跟踪调查中也得到确认，第一个孩子出生后，丈夫分担家务育儿的程度越高，第二个孩子的出生率也越高。此外，宇南山卓先生也在经济产业研究所的地区间比较研究中得出结论，要提高工作与结婚育儿兼顾的可能性，最重要的政策是充实保育园。通过支援保育园，不仅可以期待提高生育率，而且还可以期待提高结婚率。

　　因此，与前述专业工作组成员的主张相反，实现工作生活平衡作为低生育率对策是非常有效的。要想减轻女性的家务和育儿的机会成本，降低女性的育儿辞职率是第一要务。为此，在职场实现工作育儿兼顾，解决儿童排队等待入托儿所问题等支援育儿的措施必不可少。与此同时，从根本上改变"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男女分工也非常重要。对此，企业也需要积极支援。解决女性的"第二职业"问题，对于提高生育率和发挥女性作用都是不可缺少的。推进"男性育儿"在方向上也没有错误。虽然有部分女性希望回家做专职太太，但是作为趋势，有更多的女性希望与丈夫平等生活，夫妻在工作上和家务上相互支持。不过从现在的社会状况来看，这种希望还很难实现。笔者认为，这正是女性的结婚育儿机会成本升高的原因，是晚婚化和低生育率的主要原因。反过来说，如果女性所处的社会状况没有大幅改变，促进婚姻活动和提供怀孕知识信息等低生育率对策也不会有什么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