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记录
讲演1“安倍新内阁的政策运营与日本经济展望”
深尾光洋（RIETI研究项目主任，教职研究员，庆应义塾大学商学系教授）
1、摆脱通货紧缩需要什么？
安倍政权在“安倍经济政策”中提出了物价上涨2%的目标，1985年以来，日本物价上涨率只有两次超过2%，一次是1990年—1993年的泡沫经济高峰期，日经平均指数接近4万日元时。之前的1989年正直泡沫经济晚期的经济过热时期，而且当年还引进了3%的消费税，把物价推高了1%。另一次是在2008年雷曼危机前，受全世界原油和食品价格上涨的影响，物价整体上涨。
来看一下其他时期，表示物价波动程度的GDP平减指数在1994年高峰值以后，迄今下降了大约20%，年波动率为—1%。由于消费者物价与GDP平减指数上升率之间存在差距，因此如果要使消费者物价上涨2%，GDP平减指数必须提高+1%左右。
2、追求经济增长还是引导日元贬值？
那么，为此需要什么样的策略呢？现在日本的名义GDP从1991年起20多年停滞不前，在这期间，由于物价下降，所以导致实际GDP上升。但是从1985年以后，只有在1997年金融危机前和2008年雷曼危机前的经济最繁荣的时期，实际GDP才超过了把消费者物价通胀率目标设定在1%时所需的GDP水平。
现在的实际GDP比以通胀率1%为目标的GDP低4%左右，要想通过改善经济推高物价的正面进攻方法而实现2%的消费者物价通胀率，就需要4%+2%，也就是把现在的GDP提高6%，并在数年间做到保持这一水平。如果可以做到这一点，就可以期待2%的通胀率，如果设置3年左右的期限，那么可以采取的手段恐怕只有引导日元贬值。
但是，对于引导日元贬值，欧洲和美国已经做出了许多牵制举动。日本于2003左右曾经成功地引导过一次日元贬值，这是因为当时美国和欧洲的经济非常繁荣，而且据推测，还与安全保障问题相关联。日本抛售30多万亿日元购进美元，却没有听到美国发出一句批评，这背后可以看到与日本派遣自卫队赴撒摩亚一事有关。 因此我认为，今后三年之内日本银行基本上不可能实现2%的通胀率目标。
3、利用税制刺激经济的政策
那么作为政策体系应怎么办呢？首先，利用金融政策刺激经济有困难，这是因为量化宽松的效果本来就是一种以宣示效应为主的假药效果，非常有限。另一方面，分阶段地提高消费税被认为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刺激经济的效果，但是增税告一段落后，就会出现反作用，致使消费下降。因此，需要长期逐步地提高消费税，把年度收入中的大约三分之一用于扩大就业和刺激投资上。同样，还可以引进排碳税并逐渐增税，同时利用该税收降低法人税，实施投资补贴，或对家庭的隔温对策支付补贴，也可以刺激经济。进而还可以考虑强化资产税。此外，还可以在提高固定资产税的同时，允许实际征税延缓至继承遗产时交纳。不过，这种做法估计很难。
讲演2“今后的经济政策——以就业和劳动为中心”
鹤光太郎（RIETI研究项目主任，教职研究员，庆应义塾大学研究生院商学研究科教授）
1、导致通货紧缩的劳动市场问题
物价上涨2%的目标只靠金融政策基本上是不可能实现的，必须解决成为根本原因的问题。我认为劳动市场的问题对通货紧缩的影响很大。1970年代的日本曾经饱受通货膨胀之苦，当时发生了通货膨胀与工资上涨的恶性循环，如何截断这个循环成为问题焦点。鉴于此次教训，在第二次石油危机时，劳资共同抑制工资上涨，通过降低实际工资克服了80年代最初的经济衰退。由此考虑，与此相反，并不期待工资上涨与持续通货紧缩之间也存在密切的关系。但是，这并不等于只要强行提高工资就能形成通货膨胀预期。
2、就业体制的变化与工资上涨预期
工资的波动基本上与宏观经济的名义增长率相关联。最近对工资上涨的期待之所以下降，与就业体制的变化有关。90年代以后，在传统的论资排辈、职能工资体系中引进了职务工资、贡献工资和成果主义，显示工龄与工资关系的工资年龄曲线的倾斜度越来越趋于平缓。长此以往，对将来工资上涨的抱有期待一事本身将变得非常困难。
另一方面，有研究指出，日本的名义工资与世界相比也非常低，这是由于非正式就业增多产生的影响所造成的。以前存在着通过春季大罢工而使主要产业工资上涨，并波及到其他各个领域的产业和企业的机制，但是现在春季大罢工这个词语本身已经完全有名无实，就业体系整体结构陷入了难以预期工资上涨的状况。以固定就职于一个企业为前提，提高个人能力，工资也相应上涨这一曾经的共识已经消失，这意味着切实地不断提高人力资本和能力的机制本身正在减弱。
包括民主党政权时期在内，围绕日本经济政策的讨论始终纠缠于寻找犯人和借助他人。从根本上说，经济增长只能通过全民努力，提高生产率来实现。所以我们应对脚踏实地的政策进行研究和探讨。
3、引进解雇补偿制度
日本在过去大约20年间，给人感觉为了保护就业，工资一降再降。在90年代末期，名义工资的刚性这一宏观经济学的原则被抛开，非正式就业急剧增多，于是造成各种问题过度集中在这里的后果。因此有必要逐步建立一个人员更为流动的社会。
我主张引进欧洲的解雇补偿制度。在这个制度下，当法院做出解雇不当的判决时，企业方需要根据工龄支付补偿。如果完善了这样的法律制度，就可以大致知道补偿金额，即使不提起诉讼也可以通过协商来解决问题。
日本的劳动政策迄今过于偏重使用非正式员工，如果不考虑让包括人力资源在内的各种资源自由移动，由此提高生产，实现经济增长的政策，增长战略就可能落空。
讨论
如何看安倍经济政策——政府与日本银行的政策协作
中岛：在讨论的前半部分，我想先来探讨一下安倍经济政策。如果急于摆脱通货紧缩，强行实现2%的通胀率，在国民收入增加之前，有可能出现进口物价上涨和能源成本上升的不良通货膨胀。而且，在目前的贸易赤字情况下，日元持续贬值，对经济不仅有有利的一面，也有进口额增加这一严重的负面。
深尾：我认为，消费者物价上升2%的目标，除了原油价格暴涨之外，只要工资不上涨就不可能实现。实际上现在国债利率反而下降，10年期的国债利率降到0.8%以下。也就是说，市场也认为2%的通胀目标根本无法实现，交易商也根本不出售国债。另一方面，外汇比价和股价显示出密切的相关关系，股价之所以上升，是因为人们认为政府引导的日元贬值会取得成功而造成的。
鹤：现在虽然只强调日元升值的不利因素，其实也有有利因素。如果日元急速升值，以出口为中心的话，虽然短期内会出现不良影响，但其后进口商品价格会下降，实际购买力上升。不仅消费者，而且在日本企业中享受日元升值利益的企业也很多。令人难以理解的是，尽管如此，所有讨论都无视日元升值具有改善贸易条件的效果。
此外，自雷曼危机以后，所有国家都在实行使本国货币贬值，以便增加出口的政策。目前，日本所处的外交环境比小泉政权时期还严峻的多，口头干预汇率有损于日本的国家利益。
深尾：我认为，既然是国会通过法律授予日本银行发行货币和调整货币的权限，那么其目标最终就应由政界决定。但是，连实现目标的方法和时间这些细节都由政府干预，就会导致政府为了选票而强行要求日本银行执行各种决定，因此这种情况必须避免。因为如果政府目标能否实现可能影响到修改法律和任免人事，就有可能导致为了达到目标而采取哪怕会产生巨大副作用的政策。例如，日本银行购买特定部门或企业的股票或债券，和乱发补贴一样，会招致央行的财政化。又如收购几十万亿外汇引导日元贬值，有使对外关系严重恶化的风险。如果一个企业为了在三年中使销售额和利润翻番而采取伴随巨大副作用的行为，这个企业自身就有可能破产，和企业一样，政府这样的做法也具有同样的危险性。
鹤：不可否认，货币政策越大胆则越接近财政政策，但是从根本上来说，在两者之间划线非常困难。所以对越向日本银行施加压力则责任也越反弹回政府的情况来说，关键在于双方对此要抱有充分的认识。
关于紧急经济对策
中岛：最近还出台了紧急经济对策，政府提出发行建设国债，这会导致财政赤字膨胀，各位有什么看法？
深尾：在国外有这样的说法：如果再发生危机，就是日本国债暴跌危机。不过，在日本国内，长期利率非常稳定，国债偿还顺畅。这是因为人们认为通货将持续紧缩，日本银行将维持零利率所造成的。即便由于国债投机抛售暂时会引起长期利率暴涨，但是可以停止发行长期国债，并改为短期国债渡过难关。在发行短期国债期间，买卖空头股票方会因保证金的大量累积而破产。由此看来，最大的财政破产风险也就是在安倍经济政策成功之时。也就是说，一旦物价上涨率达到2%，长短期利率大幅度上升，国家支付利息的费用就会急剧增加，同时，国债价格也会暴跌。这时手握大量长期国债的地方银行将会到重大的打击。
要想防止这种情况，就必须迅速推进财政健全化，虽然只能增税或削减年度开支，但削减年度开支最多只能做到遏制老龄化带来的年度开支增加。要实现财政健全化，就得实施收入审查，对收入超过一定水平的人不支付医疗费和年金，只负担大病时的费用，并在此基础上，阶段性地提高消费税至少到25%。不过，仅靠这种做法只会导致经济恶化，因此还需要某种形式的经济刺激，这其中的一种方案就是把增税得来的年度收入的一部分作为投资补贴，也就是在逐渐提高消费税和排碳税的同时，实行减少法人税，支付投资补贴等政策。此外，逐渐提高消费税和排碳税，会引起物价上涨，不利于拥有金融资产的人，所以会使支出增加，经济上扬。
鹤：安倍经济政策是由修改包括日本银行应有的形态在内的货币政策和传统的扩大公共事业的新重商主义和凯恩斯主义两种不同的思考方式所组成的。他的意图在于尽早得出结果。问题在于，如果在起跑时全速开始实施财政政策，就会给后来的经济政策留下众多难题。就算在增长战略方面，归根结底也是如何改革规定的问题，但这里也是积重难返。由此看来，最初虽然可以说漂亮话，但最大的问题在于它的可持续性。
今后应采取的经济政策
中岛：关于今后的经济政策，如果在关注财政健全化的基础上不断实现经济增长，就必须思考如何让企业和个人拥有的金融资产或剩余资金为搞活经济发挥作用。为此需要什么样的政策呢？
深尾：日本的税收曾经在GDP的30%左右徘徊，但由于支出持续上升，现在达到了GDP的40%左右。因此，已经没有进一步减少税收的余地。必须集中智慧，思考在增税的同时如何改善经济状况，对此有必要转变构思，例如不是对环保车减税，而是对浪费燃油的汽车增税等。
鹤：在劳动力人口不断减少的情况下，提高劳动的质量成为关键。关于人力资本，我在RIETI也制定了研究项目，不仅是经济学家，而且邀请法律、教育等多个领域的研究人员和企业经营决策者等从事实际业务的人也参与进来，虽然多年来一直在探讨这个问题，但是我认为，要想提高人才能力，已经进入了必须从看在人的一生中能够把人力资本提高到什么程度的视点来综合思考的时代。同时，必须通过人们可以向新领域或生产率较高的产业自由转移，实现劳动再分配，来提高生产率，促进经济增长。在日本，正式员工的成本大幅度飚升，需要在工作方式、待遇、限制解雇三个方面实施配套改革。
深尾：低经济增长的原因是生育率低，其深层原因是男性的过度劳动。现在，虽然对加班需要支付不包括奖金在内的总工资的1.25倍的加班费，但是延长劳动时间还是比增加人员合算。而且在日本，企业可以收回未使用的带薪休假。在欧美，对未使用的带薪休假，企业必须按相当于加班费的价格来购买。如果日本改善了这个问题，就可以缩短劳动时间，生育率也将提高，实现有利于女性的工作环境。
鹤：关于劳动问题，自民党政权在选举中提出了把生活救济水平降低10%左右的承诺，实际上生活救济水平与最低工资有密切关系。从2007年起，工作贫困的问题引起关注，有些劳动者的工资甚至低于生活救济水平。为了改正这种不合理的关系，政府提高了最低工资。但是，如果说作为衡量工资基准的生活救济水平太高，就有可能出现问题。在日本整体滑向贫困，扶贫对策变得日益重要的情况下，需要严格地依照证据对这些问题进行分析，决定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