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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与评论(2007年3月号)

东亚经济一体化的历史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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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像直子

宗像直子的照片

原经济产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经济产业省制造产业局纤维课课长

前言

  从2001年开始的三年里,笔者获得了在美国华盛顿进行有关东亚经济一体化和美国的亚洲政策研究的机会。去年9月,该研究成果归纳成书*1,由布鲁金斯研究所出版*2。该研究的动机是在目睹了90年代初期马来西亚提出的“东亚经济共同体(EAEC)”构想遭到美国的强烈反对,日本面临美国反对而动摇的时候形成的。“日本依赖于美国的安全保障,既然美国反对,那么日本就不能对EAEC表示赞同”,这个观点在当时是不容辩驳的。但是,笔者对此却抱有如下的简单质疑。

  • 曾经支持欧洲一体化的美国会一直反对任何形式的亚洲地区一体化吗?
  • 为什么本根本没有试图说服美国?
  • 日本最终会得到美国以及亚洲各国的信任吗?

  日本有关亚洲地区一体化的政策受到美国政策的巨大影响,并且今后这种状况仍将持续。对日本来说,除了要了解美国的全球战略以及亚洲在其中的定位之外,积极推动美国政策制定的前提认识也是非常重要的。

东亚经济一体化对美国也有利

  在华盛顿期间,笔者通过各种各样机会陈述了如下观点:“东亚经济一体化对美国也是有利的,它不仅能促进亚洲特别是日本的结构改革,使亚洲对世界经济做出更多的贡献,而且将对亚洲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从而减轻美国的安全保障负担”。但这似乎没有打动美国人的心灵,因此笔者就思考如何才能使他们接受这些信息。笔者认为,与其罗列理由,不如对亚洲经济一体化的制度性框架是为什么形成的以及如何形成的;对美国的作用和行为是如何评价的;为建立经济一体化而作出的努力是如何改变东亚地区面貌的,即如何促进各国国内改革,稳定了本地区的国家关系等问题进行认真地介绍更有意义。这种做法将促使美国充分认识到东亚一体化不但有益于美国也很重视的亚洲和平与繁荣,而且还会完善美国的亚洲战略,从而解除美国的警戒心理,使美国对亚洲国家的努力给予进一步肯定。

  本书主要面向以下三类读者。首先是美国的政治当权者。要向他们传递的最重要的信息是,日本推行的东亚经济一体化是积极改变本地区的行为(并以此作为本书的标题),这对于从亚洲汲取了众多财富并将日本作为同盟国的美国而言也是非常有利的,而且日本是值得信赖的伙伴。此外也希望美国能够充分认识到,美国的政策和行为(例如,亚太经合组织初期过分强调自由化和忽视合作;采取双重标准的反EAEC工作;亚洲金融风暴初期不参加紧急援助政策;911事件后专注于反恐对策而忽视了亚洲)对美国在该地区的形象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外界对东亚地区的区域主义的担忧之一来自于多边贸易自由化至上主义。对此我们可以提出反驳的观点,这不仅是亚洲的问题,多重化结构促进了自由化,而繁多的规则可以通过广域的共通性得以克服,WTO将不断消除地区间的差别。但是更加严重的是他们已经形成一种成见,认为东亚地区的区域主义带有反西欧和反美的倾向,并且具有封闭性。笔者曾经以为这是不足一提的偏见,但由于它总是让人们联想到战前日本的亚洲主义,因此这种成见在学者和研究人员之间出人意外的牢固。这些观点大多脱离了促进地区一体化的企业活动的实际状态。因此,本书在引用各种实证分析的同时,回顾了80年代后半期以来东亚地区事实上已经推动的经济一体化的发展状况,指出:对区域外市场的依存带来了对区域外市场持开放态度的激励效应;如果立足于地区内生产网络的实际情况,就应最终在该地区建立无缝整合的市场,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仅是过渡性步骤;特别是90年代后半期以来美国企业也成为地区内贸易扩大的中坚力量,并从地区内一体化中获益。

实现经济一体化需要东亚地区的剧变

  其次,要向亚洲各国的政府当权者传递的信息是,如果没有地区内各国的剧变就难以达成东亚经济一体化以及其后的东亚共同体。所谓的改变是:

  • 由被国内保护主义和官僚主义分割的各国分散集团发展成为开放的、统一的市场;
  • 由依赖美国市场的出口国家集团发展成为内需导向型的、对美贸易更加均衡的地区;
  • 由市场经济制度不成熟的、抗经济危机脆弱的经济体发展成为适应竞争和创新的、具备稳固制度的经济体;
  • 最终由因为政治竞争和历史嫌恶而相互不合的国家集团发展成为以共同愿望和相互信赖为纽带的地区共同体。

  这些看似脱离现实。反过来说,共同体的理想并不能轻易实现,没有上述的剧变就难以实现。笔者甚至认为,如果缺乏这种决心却先行提出“共同体”的说法,那么招致其他地区对此持有不信任感也是必然的。

  另一方面,笔者主张,假使由于政治体制和价值观的差别导致目前难以实现共同体,也不应因此而放弃,为建立共同体所进行的努力能够带给本地区令人期待的变化,具有继续下去的价值。此外,围绕东亚经济一体化,虽然不时有伟大的构想出炉,成员国问题也受到关注,但如果没有实质性的影响实体经济的制度和合作相伴,就不值得注入大量的精力。带来实质内容的是实施国内经济改革。与此相关联,随着中国的崛起,担忧东亚经济一体化将成为中国统制亚洲的手段的论调也在高涨,但是经济一体化的主要着眼点在于促进竞争和创新并发展经济,中国不应将经济协议仅仅作为外交手段,而是要注意实施的实质性内容。

东亚地区一体化的最大推动力是地区内的相互依存关系

  最后,笔者意识到为研究人员和学生提供记录东亚经济一体化形成过程的资料具有重要的价值,因此尽可能地搜集和引用有根有据的文献,以使读者能够对本书的内容进行验证。不知道书中的主张对美国人具有多大程度的说服力,但至少可以让他们了解笔者并非主观拼凑自己的经验和观点,而是立足事实,诚实写作。

  本书对东亚经济一体化的推动力和障碍进行了整理。这一框架有助于总体评价东亚经济一体化的力量来源,而不仅仅捕捉不同时点的现象。作为推动力,第一点是防卫性动力,即基于对抗其他地域主义或者应对美国的单方面制裁等动机;第二点是基于希望深化地区内经济相互依存关系和消除障碍的实际需求;第三点可以列举最近日中两国间出现的地区内竞争性动力。报道聚焦于防卫性或竞争性动力,而实际上论坛已经变成多层次的、重复的组织结构,如果论坛之间达到共存并且分担职责,那么就会优先考虑功能性判断,即何种论坛担任何种职责才最具效率和效果。在此意义上,再次证明,经过下述四个时期,第二点推动力量迅速强大起来了。

  至于障碍可以举出下述几点。第一点是亚洲的多样性、地区内竞争关系等离心力;第二点是对美国的依存;第三点是对制度化的迟疑,即对于从法律上承诺敏感领域的自由开放,甚至主权受到限制等犹疑不决。这些障碍虽然各自存在,但与最初相比已经不是绝对的障碍,正在成为可以控制的因素,这将在审视历史的过程中得到证明。

地区一体化时机未成熟时期,成员国比内容更受关注

  本书在回顾有关地区一体化制度框架的历史时,将其分为四个时期。在第一个时期(80年代后半期~1992年),提出了若干建立东亚经济秩序的构想,并且认识到这些构想相互无法并存,于是就何为东亚地区经济秩序的主干展开了竞争。以美国为核心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构想在先,随后是日本为防范上述构想并希望抑制澳大利亚和美国的单方面制裁而提出的亚太经合组织构想,尽管亚太经合组织得以创立,但是欧美的地域主义继续发展,乌拉圭回合陷入停滞,马来西亚一怒之下提出了EAEC的方案,于是美国在激烈反对的同时,也开始着力于亚太经合组织的建设。在这一时期,一体化的时机并不充分,可以说思想和外交战术领先于实际经济形势所迫的需要。围绕贸易自由化的方法产生了对立,随后改变形态出现的问题显著起来,与一体化的内容相比,这一时期的焦点是成员国问题。

  第二个时期是从1993年至亚洲货币危机之前。该时期美国主导下的亚太经合组织的向心力增强,但围绕贸易自由化方法的对立贯穿始终,经历了“部门提前自愿自由化”(EVSL)挫折之后,各国认识到亚太经合组织也存在局限性,这个时期学会了应当区别使用复合层次的组织框架,而不应当将所有职能集中于亚太经合组织。去年秋天美国倡议的亚太经合组织和自由贸易协定的起源可以追溯到这一时期的亚太经合组织知名人士小组的报告。在该时期里,除了不断强调与EAEC相区别,同时还克服了地区内外的反对言论,建立了东盟+3的原型。其背景除了多层结构的必要性之外,还希望消除对“仅有东亚国家参与的一体化将有害于世界经济”的担忧。

  第三个时期是从亚洲金融风暴至2000年秋。在这一时期,开始认真思考如何针对地域主义区别采取多层次的框架。此间,日本形成了在推动本国所致力的课题不断发展的基础上灵活运用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思路。在选择新加坡和墨西哥等作为磋商对象的时候,尝试进行了一个框架推动下一步更高层次的框架得以实现的流程设计。

构想跨全地区,但行动仍停留于双边,只是构想数量增加

  第四个时期是从中国在即将加入WTO时提议研究中国和东盟间自由贸易协定开始至今,这是自由贸易协定的竞争时期。中国受加入WTO谈判过程中发展起来的自由贸易协定的潮流驱使,迅速推动了与东盟之间的自由贸易协定。这再次重新刺激了日本和美国,在地区内竞争动力作用之下,各国开始积极致力于多样性的自由贸易协定。美国虽然谋求接近东盟和搞活亚太经合组织,但整体看来,亚洲的优先地位仍旧偏低。

  在这一时期,在东盟+3和日中韩等论坛框架下,多领域的有效合作得以发展。进而提出了东亚峰会的倡议,历经迂回曲折,最终在东盟+3、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等16个国家之间召开。日本更进一步提出,全地区的自由贸易协定不仅仅局限于东盟+3,而应在16个国家之间达成。由于日中之间的自由贸易协定很难成为现实的选择,所以虽然构想的规模跨全地区,数量也在增加,但行动仍维持在双边层面上。

设定目标和制定路线图对稳步推进整合非常重要

  本书在最后对日美中三国的国家战略与其亚洲一体化对策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整理。在此介绍一下日本的情况。广场协议后日本对亚洲直接投资急速增加,此举事实上整合了亚洲经济,结果使日本和其他亚洲国家之间的关系不再是双边关系的集合,而是成为网格状交错的地区内部经济关系的一部分,并且还要受到其他亚洲各国之间关系的影响。与此相对应,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转变其亚洲政策,但是经济一体化所必需的国内经济结构改革尚未完成。

  维护与美国的安全保障同盟关系,同时确保通过东亚框架实现本地区的和平与繁荣是日本明确的国家战略。但在对东亚框架作何要求;在具备了何种条件之下,能够赋予东亚的地区机构何种职能等方面未能进行更深入的设计。

  日本要想不受时局左右,为实现东亚经济一体化以至构筑共同体的目标而作出自己切实的努力,就应当制定日本理想的共同体目标和达到这一目标的路线图(即使未能与成员国达成一致),并表明完成路线图的每一个步骤所必须的条件,即日本应当采取什么行动,向各国作出什么要求。上述工作如果还不具备现实意义的话,就只有踏踏实实地推进各种自由贸易协定磋商和有效合作,并提高本国自身的魅力。日本应当怎样做才能成为本地区有魅力的、能够主导地区一体化的国家,到目前为止已经相当清楚。很多说法认为日本所传达的信息不够明确,所以当务之急是充实信息内容。

结束语

  东亚经济一体化以至于共同体的建立伴随着各种各样的不确定因素,也存在众多课题,但为实现这一目标所作的努力本身将带来积极的变化,是值得我们不断为之努力的。即使在前景不明的时期,也应该稳健地开展力所能及的工作,增强日本的实力。

  • *1…"Transforming East Asia:The Evolution of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Naoko Munakata,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and the Research Institute of Economy,Trade, and Industry(Japan), 2006
  • *2…在离开经济产业研究所后仍给予笔者宝贵的研究机会,借此再次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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