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交的历史与现在

日期 2013年10月10日
演讲者 川岛真(东京大学研究生院综合文化研究科 副教授)
支持人 岩永正嗣(经济产业省通商政策局东北亚科科长)
下载/链接

摘要

传统意识与"收回国权运动"

川岛真写真  时代在不停地变化,但迄今为止我始终贯彻了解读外交文件的研究方式。今天是10月10日,就是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纪念日,所以我们首先看看那时中国的外交是什么情况。从清朝最后10年来看,"中国"这一名称本身还比较模糊,当时并没有像现在这样使用。

  梁启超思考撰写《中国史序论》一书是在1901年,当时他说"中国没有国名",自己国家的历史不是"清史"。他的意思是说,不可能把20多个朝代的名称全部排列起来,再冠以"史"字。那么,自己国家的名称究竟是什么呢?"支那"一词是外国人称呼我们的名字,而"中华"一词过于傲慢,取名"中国"比较好。从这时起,"中国"、"中国人"等词语开始普及。这样,辛亥革命后诞生的国家称为"中华民国",简称"中国"。从那时起经过了100多年。

  1912年1月1日,中国开始了作为现代国家的历史。在外交方面,提出享受作为文明国家应享受的权利,即改变不平等条约,争取成为与欧美各国平等的国家。中国非常重视主权,把收回被掠夺的财富,并避免被进一步掠夺作为外交的基本目标。

  在这个"收回国权运动"中,"中国究竟被掠夺了什么"成为关键,不知道收回什么和怎样收回才能损益平衡。这是因为,在开始被掠夺时,比如爆发鸦片战争的19世纪中叶,还没有明确的主权国家概念,也没有清晰的国境概念。

  1924年,孙中山曾这样说过:"从五百年以前以至两千年前的时候,中国是世界上顶强的国家。(中略)中国从前的强盛是独强。(中略)当时各弱小民族和国家,都是拜中国为上邦,要到中国来朝贡,要中国收他们为藩属"(在神户高等女校演讲"大亚洲主义",1924年11月28日)孙中山的意思是,朝贡胜过使用武力把弱小国家作为殖民地的帝国主义。进而在演讲中,孙中山称日本为"王道",而不是"霸道(帝国主义)",朝贡就是讲解王道时的举例。

革命外交的时代

  中国在1949-1959年的10年间,与当时的苏联关系紧密。1920年前后曾经有过与美国友好的时期,但比不上后来与苏联的关系。即使如此,中国也继续重视回收国权和主权。最近的研究认为,中苏关系破裂始于1959年。当时中国要求苏联提供研制原子弹的试验品,作为交换条件,苏联要求在中国沿海地区自由使用无线电通讯的权利,以及中苏组建联合潜艇部队。这实际上是侵犯中国主权,毛泽东对此说"不",由此发生了中苏关系破裂。

  观察现在的中国外交,重要的是在重视主权的同时执行邓小平制定的路线。邓小平于1979-1980年左右开始掌权,改革开放政策是其前任华国锋开创的。邓小平倡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西方各国也开展交往。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后,日本决定从1979年开始向中国提供政府开发援助(ODA)。对于中国来说,日元贷款是可以替代美元和英镑的宝贵外汇。从此,中国依靠日本实现了经济发展。

  邓小平在1980年代就已经提出了"应强调历史"的对日政策。进入80年代以后,中国开始在经济上向日本学习。但是如果只顾学习经济,年轻人就会忘记历史,因此邓小平开始强调历史。开创"历史和经济"两手的是邓小平,而不是江泽民。众所周知,现在的日本已经没有经济牌可打,可以说完全被历史压倒。

韬光养晦,有所作为

  邓小平遇到的考验是1989年6月4日发生的天安门事件。一般认为,这个事件使中国政府陷入了孤立。据说这时邓小平提出了"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口号,这一方针作为口号,成为奠定其后的中国外交的基石。

  不过,关于这次天安门事件以后的情况,并不能仅仅理解为西方国家包围中国。实际上,中国在西方国家的包围中展开了外交活动,建立了后来的周边外交的基础。在天安门事件后的几年期间,中国连续多次成功地使原来承认台湾的国家转而承认中国,其中包括韩国、新加坡和文莱等国家,而且与伴随着苏联解体而独立的中亚各国迅速地建立了外交关系。周边外交的最起码的基础,首先就是建立邦交。回顾90年代前半期,中国使承认台湾的国家转而承认中国,合作开发湄公河,并建立了上海合作组织,稳步地巩固了与周边国家的关系。

  这一时期的口号就是"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有人把它翻译为日语的"能人不露面",其宗旨就是不过度显露自己的力量,能获取的利益尽量争取。这个口号符合中国重视经济,在主权和安全方面不强调自己的主张,发展是硬道理的外交政策,值得高度评价。

  在中国有"外交为发展服务"的说法,意思是对外政策是为了实现经济发展。1990年代,中国与俄罗斯及中亚各国相继解决了领土问题,有时甚至不惜把部分领土割让给对方国家,也要解决领土纠纷。

"和谐社会"与2006年调整

  江泽民政权继承了邓小平路线,建立了经济优先的对外关系。胡锦涛政权采取了解决江泽民政权重视发展带来的各种问题、即贫富差距和环境污染等问题的做法。这些做法反映在对外政策方面,不论胡锦涛有意或是无意,都显示出可能修改为了发展经济必须对外协调的路线。而且,胡锦涛政权在内政方面反过来受到贫富差距等问题的困扰,导致了重视社会主义路线的保守派势力逐渐壮大。产生这种情况的背景是,经济发展目标比当初的预想提前实现。

  胡锦涛于2005年在联合国等场所多次提出了外交政策的新口号"和谐世界",展示中国谋求与各国共同发展,不会对世界秩序产生威胁的和平形象。这并非意味着中国在国际社会采取消极态度,而是高举和平发展的口号,加强在全球治理领域的投入力度。实际上,在世界卫生组织(WHO)等各种国际组织里,许多中国人被选为最高负责人。这时的路线是对外协调和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两条路线的组合。

  但是,由于中国的经济发展比设想提前实现,在互联网上掀起了围绕外交的各种讨论,从各个方面提出了是否有必要继续重视发展,隐忍稳健地行事的疑问,显示了对重视经济发展的外交产生了疑虑。2006年,中国政府关于外交的语调出现了变化。同年8月,胡锦涛在中共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提出了"重视国家主权和安全",其实这本来就是外交的应有之义。可以认为,这是对主张"不能只顾经济发展"派系的让步。

  2008年是中日首脑举行会谈最多的一年,成为近年来中日关系的黄金年,在联合声明中提出了"落实战略互惠关系"。

中国转向积极外交?

  2008年12月8日,中国的公务船战后第一次进入钓鱼岛领海,为什么在日本没有引起重视,我感到奇怪。同年中期,两国签署了各种关于共同开发东海的协议,中国公务船进入钓鱼岛领海,实际上导致几乎全部协议都成为废纸。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至今真相不明,但是从现象来看,我觉得从这时起,中国的外交路线出现了变化。也就是说,2006年中国的外交语调发生了变化,到2008年后半年为止,经过各种路线调整,在2008年底,完成了向全面强调"主权"和"安全"的外交路线的转变。

  继而在2009年7月于北京召开的第11次驻外使节会议上,胡锦涛做了讲话,多次使用了"积极"一词,如"积极参与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积极开展多边外交"等。

  2010年底,王逸舟曾经多次提出中国的"外交应与经济力量相适应",而且在文章中明确阐述了"新地区主义",即本地区的事情应由本地区自己决定,不需要美国介入。异常紧张的局势与中国围绕东海和南海的外交活动变化一致。

  但这并不是说,当时中国在金融、能源、气候变化等全球治理的各个领域无所事事。中国对国际范围的问题经常表现出协调的姿态,对于现在的国际秩序并没有采取挑战还是贡献的二分法,而是支持对自己有利的方面,纠正对自己不利的方面。问题在于,强调主权和安全与建立稳定的国际秩序两者如何协调。无论在地区还是在全世界,似乎都很难找到答案。

  如果企业对参与家务和育儿的任何性别的员工施加惩罚等,就会损害员工积累工作经验(由于育儿休假暂时中断积累除外),企业应努力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这也是企业是否遵守支援培育下一代对策的基本法精神的问题。

习近平政权的课题

  习近平政权基本上继承了胡锦涛政权遗留的许多课题,不过也存在与胡锦涛政权截然不同的地方。时任国家副主席的胡锦涛在出任国家主席前正式访问美国时,美国的媒体调侃胡锦涛"Who is Hu?",意思是谁都不知道胡锦涛。然而习近平访美时,作为下届国家主席受到了隆重接待,立即举行了中美首脑会谈。这种情况在胡锦涛时代是没有过的,这表明中国的国力增强,中美刚一举行会谈,就在周边国家引起喧哗。虽然温家宝总理否定了G2的说法,但习近平政权正在逐渐承认中国的实力。

  习近平政权把中国定位于"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中也担负相应的责任。但伴随着经济力量的增强,中国在国际社会应发挥的作用也在增大,即作为一个大国的所作所为应与经济力量相适应。习近平政权继承了这一方针,表示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愿意发挥作用。这种说法在胡锦涛政权后期已经出现。

  今年8月2日中国与东盟各国对话时的发言显示出,中国明确地承认了自己的大国地位,以及不断增强的势力。不过,最近中国面临国内利益主体多元化,外交政策无法统一等重大问题,陷入了困难局面。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回收国权方面虽然正在不断实现目标,但是还无法从夺回被掠夺的财富这一目标中摆脱出来。另一方面,中国正在不断打造在国际社会发挥作用的新形象。在两者难以调整的情况下,日本被卷入了中国"夺回财富"的漩涡。怎样才能解决这个问题,使"夺回财富"向"在国际社会发挥作用"顺利发展,可以说是一个历史性课题。

日本语原文

*本记录由RIETI编辑部负责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