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去的20年》与日本经济

　　3月下旬出版了《失去的20年》一书。以往针对泡沫经济后发展停滞的20年的研究都是以金融功能不健全和通货紧缩为中心展开的，然而，进入21世纪以后，在基本解决了不良债权等资产负债表的问题之后，经济依然处于停滞状态，原因何在？日本这失去的20年不能只看作泡沫经济崩溃以及之后不当的财政货币政策带来的暂时性问题，而需要从慢性需求不足和生产率长期低迷等更长期的结构性角度来看问题。这是对“失去的20年”的最基本的问题意识。本书在从宏观的角度看待这一问题的同时，使用经济产业研究所的微观数据，对企业和营业所层面提高生产率和创造就业进行验证。此外，通过与其他发达国家比较，找出日本的问题所在。

　　根据内阁府统计，日本目前的GDP缺口接近4%。这虽然有雷曼危机的影响，但是供给过剩、需求不足这种状况则在泡沫经济崩溃后的1992年就一直持续。这主要是由于储蓄投资的平衡问题。日本的民间储蓄一直保持着高水平，而民间投资在经济高速增长期以后，除了泡沫经济期间，一直呈下降趋势。这使储蓄过剩成为常态。解决这一问题可以通过政府支出刺激经济，也可以通过出口创造经常项目账户盈余。但是，当这些措施无法持续下去时，每每又会陷入经济衰退。如果将民间储蓄分为家庭经济部分和企业部分来看的话，家庭经济部门储蓄减少，而企业储蓄以大企业为中心显著上升。我认为，由于日本国内没有有前景的投资项目，所以出现了不投资或者向海外投资的状况。总之可以肯定的是，不考虑创造需求的增长战略无异于画饼充饥。

　　通常认为，储蓄过剩有助于货币贬值和实现经常项目收支盈余，而通货紧缩、贸易摩擦和国际货币体制的不健全会成为阻碍这些助益的因素。解决这些课题固然十分重要，但是在资本收益率较低的状况下，如果扩大投资却不能带来生产率上升，就有产生大量不良债权的风险。也就是说，摆脱通货紧缩并不能完全解决问题。

　　这主要是由于在泡沫经济崩溃后的低增长时期，日本的资本系数还在持续上升。相反，资本收益率却几乎一直处于下降状态。与此形成对照的是，美国从20世纪70年代后半期以后资本系数持续下降，而资本收益率却直线上升。也就是说，日本虽然面临人口减少和低增长，但投资十分坚挺，而资本收益率持续下降才是根本问题。因此，并不是单纯扩大投资就可以解决问题，在投资之前必须考虑如何提高资本收益率。

　　进一步对人均实际GDP增长率进行分析可以发现，日本的人均劳动时间缩短、劳动质量和资本劳动比率不再上升、全要素生产率（TFP）也有所下降。相反，美国的全要素生产率上升非常显著。相对于劳动时间的GDP增长，即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在90年代以后日美基本处于相同水准，但美国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动力是TFP的提高，而日本是资本储蓄。

　　由此可见，在政策上与其通过降低实际利率来无益地刺激投资，不如通过提高生产率来提高投资的收益率，扶持对有前途事业积极投资的企业群。有人认为“提高生产率会减少就业”，然而从根本上说，如果是需求增加带来生产率上升，就不会减少就业机会，反而会增加就业机会。这种通过创造就业机会和提高生产率实现收入增加，进而促进消费，可以作为政策的另一个方向。

　　此外，即使劳动生产率的上升率相同，但是加入物价因素之后的劳动生产率绝对值，日本的水平只有美国的60%左右。我们还应该注意到，劳动生产率的上升也并非源于TFP，而是来自资本积累的上升，不具有可持续性质。欧洲的劳动生产率，例如英国也只有美国的70%左右，90年代以后，追赶的脚步停滞不前，验证停滞的原因成为热点话题。

　　生产率的上升究竟需要什么？

　　全要素生产率（TFP）是从各产业的实际总附加值的增长中减去劳动投入和资本投入增加的贡献。制造业在过去四十年增加了两倍，非制造业只增长了三、四成。不过，从上升率来看，制造业也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大幅下滑。因此，当前的课题是如何使制造业重新恢复较高的生产率增长率，使非制造业提高一直处于较低水平的生产率。

　　就制造业而言，大企业在“失去的20年”中TFP依然保持坚实的增长，但中小企业下滑严重，从而压低了制造业整体的TFP增长。其主要原因在于中小企业的研究开发与国际化的滞后。尤其是在研究开发方面，整体上来讲，日本与美国基本处于相同水准，但是美国的中小企业研究开发也很活跃，而日本几乎只有大企业开展研发活动。此外，由于交易关系逐渐淡薄，大企业的溢出效应也相应减少。中小企业必须彻底改变以往的意识，主动开展研究开发，否则现在的状况今后还会持续。

　　生产率高的工厂扩大规模、参与市场，生产率低的工厂关闭或缩小规模，这种新陈代谢功能没有得到发挥也是制造业停滞的一个原因。日本制造业生产率的提高主要依靠内部效果（每个工厂内部提高生产率），与其他国家相比，通过淘汰机制提高生产率，尤其是“退出效果”非常薄弱。尤其“退出效果”为负值，说明出现了生产率高的工厂关闭而生产率低的工厂得以生存的现象。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在于产业的空洞化。实际上，向亚洲各国转移生产比率越高的产业，退出效果的负值也更大。因此可以说，大企业的回归国内是一个重要的课题。

　　在非制造业领域，企业间的生产率差距也在不断扩大。其原因之一可以认为是ICT投资的滞后，尤其是流通领域（商业、运输业）的ICT投资在发达国家中为最低。进而还可以指出的是服务业的无形资产投资过少。日本对以制造业为中心的“革新性资产”（研究开发等）积极进行投资，而对服务业的“经济性竞争力”（组织变革、脱产培训等）的投资大幅度少于其他国家。服务业的非正式就业的增加也缘于此。

　　如上所述，在非制造业领域也同样由于新陈代谢功能薄弱、ICT投资下降、无形资产投资太少而造成长期衰退，而且这些问题与非正式就业扩大这一劳动问题有着密切的关系。例如，不对非正式就业人员进行职业培训、为维持就业在企业集团内部实行外包，这些都阻碍提高生产率。非正式员工转换职业较多，因此难以积累工作经验，边际生产价值非常低，甚至低于本来就很低的工资率。企业为了获得具有伸缩性的劳动力，即使支付这些不利代价也要雇用非正式员工。这种情况即使在企业内部是合理的，但对于日本经济整体来说，生产率低的劳动者不断增加，是极不合理的行为。要想摆脱这种状况，必须促进ICT投资和无形资产投资，对于在国际化和研究开发方面滞后的中小企业来说，通过并购实行改革也是有效的方法。此外，为提高新陈代谢能力，还必须培养创业人才，促进创业。另一方面，还需要整顿完善国内投资环境，采取TFP相关政策措施，使日本的跨国大企业回归日本。同时，劳动市场的改革也十分重要。

　　过去20年来，日本的独立型企业大幅度裁减了（-375万人）雇用，另一方面，子公司和外资企业的雇用员工有所增加（+10万人、+15万人）。而且，通过并购雇用员工也有所增加（+2万人）。从企业年龄来看，越是年轻的企业（0-5岁、5-10岁）创造就业的机会越多。而企业年龄在50岁以上的企业（尤其是大企业）雇用员工大量减少。从企业规模来看，不足5人的微型企业和员工数在500-3000人的骨干企业，雇用的净增长率最高。

　　因此，在创造就业方面，年轻的企业是关键，与其针对大企业，不如针对骨干企业-小型企业实施相应政策更为有效。

　　进一步而言，需要政府针对这些能够创造就业机会、积极开展研究开发、努力迈向国际化的中小企业和骨干企业实施相应的扶持政策。此外，外资企业在其积极创造就业机会这层意义上也可以成为政策的重要对象。这是由于日本生产率高的企业有向海外转移的趋势，而对冲这一趋势的是对日直接投资。

　　在《失去的20年》一书中，分别验证了“通过加快ICT投资促进创新”、“发挥经济的新陈代谢功能与大企业回归国内”、“扩大对日直接投资”、“促进无形资产投资”等四项政策的经济效果（提高潜在增长率、扩大总需求）。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日本在这些领域的政策滞后，但是正因如此，通过启动上述四项政策，可以同时实现就业的扩大和高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