敢问各位官僚：日本的对外战略

　　我在外务省工作了36年半后退职，至今又过去了5年半时间。在这5年半中，我在致力于培养人才的同时，每月都要出国访问一次，从而对于世界正在发生什么变化，外国有识之士如何看日本等有所了解，我一直希望能够更广泛地传播自己的意见。

　　日本究竟有没有战略？——离开霞关以来，当我从国外观察日本时深深地感到了这一点。例如，当鸠山首相关于普天间基地的迁址问题说“至少迁出（冲绳）县”时，这是否是从战略上考虑？日本的内阁大臣就钓鱼岛问题说“依照日本法律严肃对待”时，这其中是否存有战略？菅首相在说“梅德韦杰夫总统访问北方领土是粗暴行为”时，这其中是否也存有战略？我一直感到不解。这样说并非是因为民主党执政。

　　从外国人的角度来看，在东亚突飞猛进的发展过程中，日本当然会运用作为唯一发达国家的优势构筑海外战略。然而实际上看到日本发生的一切，令人感到毫无战略可言。

　　我认为这不仅仅是政治家的责任。大家认为什么是战略？战略不是愿景构想，也不是政策，而是为达到一定目的的一种方法。制定这种方法的不是政治家，而是政府官僚或活跃在各个社会领域的各位必须考虑的问题。

　　战略是由四个要素组成的。第一个是充分的信息。政治家能够得到充分的信息吗？并不一定。第二个是对实现目的有没有信心，即有没有信心一定能够达到保证日本国民的繁荣和安全这一目的。第三个是描绘宏伟的蓝图。在外交战略中，仅向对方摆出自己的主张是得不到结果的。因此，有没有宏伟的蓝图是非常重要的。第四个是实力，是用什么力量达到战略目的。如果没有上述四大要素，就不能称之为战略。

　　以往日本即使在经济停滞时，只要在美国单极体制下依靠日美同盟，在一般情况下就可以安然渡过难关。但是，今后日本随着低生育率老龄化的加剧，财政紧迫，同时，周边存在着具有强劲增长能力的几个国家。日本必须主动行动起来，做出自己的选择。我想问一问大家：“你们都做好了思想准备吗？”

　　也就是说，需要制定一个坚定不移的战略。

　　在此，我将就什么是战略这一问题谈一谈我的想法。要考察日本的战略，前提是必须首先考察世界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我认为，当今世界的变化有三大要素。

　　第一，财富从西方向东方转移。也就是说，我们将迎来发达民主国家主导的世界与被称为新兴国家的各国抗衡的时代。

　　第二，世界的向心力已经下降。以前，发达民主国家的GDP占全世界的70％，有一个基于共同价值的标准。但是现在，发展中国家也主张自己的权利，无法统一。也就是说，国际社会很难治理。

　　第三，世界的中心向东亚转移。我认为，如果不利用东亚的活力谋求生存，日本恐怕就没有未来。但是，东亚也是问题堆积如山。因此需要降低风险，实现机会最大化。这是与国内政策联为一体的增长战略基础，可以成为保证日本安全的基础。

　　另一方面，日本必须以日美安全保障体制为基础。日本要想具备战略基础之一的“实力”，就需要具有全球规模的实力和牢不可破的日美关系。为了运用这种实力来使东亚更加稳定，成为有利于日本的地区，不断采取行动，降低风险，实现机会最大化。

　　那么什么是“描绘宏伟的蓝图”呢？我认为，对于日本来说，东亚有两大风险。从短期来看是北朝鲜，从中长期来看是中国。这并不是说中国是威胁，而是说无论对于日本的经济，还是对于日本的安全保障，中国都是风险很大的国家。要想降低这种风险，就需要描绘宏伟的蓝图。

　　北朝鲜在去年多次进行了极为严重的军事挑衅，只是单纯地谴责其“蛮不讲理”，这不能成为战略。日本需要的是使北朝鲜放弃核武，解决绑架问题，开创和平局势的战略。我认为，为此需要进行韩朝、美朝、日朝这三组谈判。对于日本来说，应该认识到，作为国家战略重要的并不是“叫喊”绑架问题，“解决”绑架问题才是目的。因此，如果不描绘宏伟蓝图，把绑架问题放在朝核问题和南北朝鲜和解的框架中推进，就无法解决。

　　我经常使用“中国＋5”这一词语。这里的“5”就是印度、越南、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和韩国。加强与这些国家的伙伴关系是非常重要的。这些国家各自与中国的相互依存关系变得非常重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五个国家也具有共同的利益。为了让中国向对外建立更加稳定的关系发展，日本必须与这五个国家加强伙伴关系。

　　此外，作为建立互信关系的一环，需要进一步构筑多边机制。这不是安全保障体制的机制。我认为，在亚洲无法构筑像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那样的集团自卫体制。但是，相关国家之间具有共同的利益。例如，通过构筑海盗对策、自然灾害对策、反恐对策等有关非传统性安全保障问题的协作机制，可以提高互信，降低风险。

　　作为经济的机制必须存在两种要素。首先第一个是整个东亚的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我认为，应以东盟＋6的框架为基础，制定多边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但是，日本现在还无法满怀信心地致力于这项工作，其最大的原因是农业问题。我们应该发现，“在国门前保卫农业”的做法是多么落后于时代，日本的农业政策是多么陈旧。

　　日本国内的农业人口急速减少，农产品自给率也直线下降。另一方面，在东亚急剧增加的中等收入阶层为寻求食品安全，偏好更高档的食品。然而在日本却没有能够对此采取积极措施的政策。所以，改革日本的农业政策比什么都重要。此外，在建立关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战略方面，日本应该相应的战略目标，在东亚制定多边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将其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共同作为亚太地区大框架中的一部分。

　　另一个是政策调整的机制。在东亚峰会上，以宏观政策、能源政策和环境方面为中心对政策不断进行调整。为此，在致力于东亚版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过程中收集数据。我认为这项工作务必推进。

　　日本可以运用的“实力”只有两个，一个是美国的力量，就是说，日本在东亚开展主动外交时，运用综合实力才是上策。日美间虽然有普天间基地问题，但是两国现在应做的是描绘更大的蓝图。也就是说，应就日美安全保障体制在未来东亚的定位认真地交换意见。这或许能够使普天间基地问题看到新的曙光。

　　由于日美两国存在许多共同利益，因此我不认为会简单地崩溃。虽说如此，但日本也有必要更主动地组建自己的战略。必须把这种“实力”从结果上运用于东亚。

　　另一个“实力”是日本自己的力量。我感到非常遗憾的是，对于政治主导这一概念并没有做出严格的规定。如果把“所有事情都向政治家请示”、“凡事都必须由政治家决定”、“政府官僚不得多嘴多舌”等等当作政治主导的话，那是违背国家治理原理的。为组建战略掌握充分的信息，充满信心，描绘宏伟蓝图，运用实力办事——我认为，这并非只有政治家才能发挥的作用。

　　我作为政府官僚长年工作在外交第一线，一直都是看着对方的眼睛进行谈判的，我感到这些经验可以培养我对信息的分析和评估能力，产生了自信。政治家的作用当然是对信息做出选择，同时还需担负政治上的责任。如果没有政治上担负责任的强烈意志，战略就会受到挫折。

　　也就是说，现在日本真正所需要的是对政府官僚与政治家的关系重新做出正确的规定。政府官僚应经常思考战略，提出专业性建议。我认为这是政府官僚的使命，决不可放弃这一职责。作为专家的各位政府官僚必须行动起来，不能把责任推给政治家。

　　目前更需要的是构建全日本战略，外交战略不是某一个部委就能建立的。横向功能机构必须由内阁或首相官邸建立，制定法律，授予权限，配置人员，使其具备制定战略的功能。我认为，这才是当前所需要的政治主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