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保障的新生与活性化

　　在欧美的比较政治学中，把社会保障和就业作为一体，从两者的相互关系对各国的政治经济进行分析的“福利体制论”已成为非常强有力的潮流。笔者想从这种观点出发，思考怎样把日本的社会保障和就业重新结合起来。

　　作为社会保障与就业的结合方法，有三个选项，即“工作福利（workfare）”、“基本收入（basic income）”和“活性化（activation）”。对于日本来说，需要关注北欧型活性化方式，并在考虑其局限性的基础上，思考如何建立日本型活性化方式。

　　20世纪型生活保障的基本设计是，以制造业的男性工薪者作为生活方式的模型，以社会保险来分担他们的潜在风险（工伤、失业、疾病和衰老），对于由于某种原因没有加入社会保险的人，给予公共援助。另一方面，采取凯恩斯学说的创造需求型就业政策，以便男性工薪者能继续其生活方式。虽然也有意见认为，日本与这种“凯恩斯—贝弗里奇（Beveridge）型福利国家”不同，但是可以说，在实际上以男性工薪者为中心，保障其稳定性这一点，正是以就业为中心的生活保障制度，最典型地体现了20世纪型生活保障的逻辑。正因如此，当遇到全球化时，就不得不加以修改。

　　作为修改连接社会保障与就业的方法，有上述三个选项。如果思考一下保障收入和就业间关联程度的强弱与为维持其制度政府支出的多少这两个问题，那么可以说，保障收入和就业的关联虽强，但政府支出较小的选项是“工作福利”；在扩充托儿所和公共职业培训等公共服务的同时，把保障收入和就业结合起来的选项是“活性化”；把保障收入与就业分开实施的选项是“基本收入”。但也有三个选项重合的情况，例如，作为工作福利和活性化的折中方法，英国采取了“第三道路”；三个选项重合的事例则有“税额扣除并附带补贴”。

　　在这些选项中，笔者最关注北欧，尤其是在瑞典正在成为主流的“活性化”方式。从这一观点出发，笔者要强调的是，除了属于基本收入性质的“儿童补贴”之外，还需要在消除对行政不信任的同时，扩充由公共服务支撑的公共职业培训和托儿所等活性化选项。

　　不过，北欧型的活性化方式目前正面临着严重的困难。第一，以20世纪80年代为分界，向生产率高的部门转移劳动力的制度设计开始出现了破绽。在全球化过程中，高生产率部门需要通过裁减人员来保持竞争力，同时，公共部门（尤其是社会保障和福利领域）出现了吸收女性劳动力而不断膨胀的趋向。其结果，从目前的状况来看，劳动年龄人口的20％左右实际上没有被劳动市场吸收，而处于劳动市场之外。而且，这种情况导致了就业报酬型的收入保障开始陷入功能不全。进而关于公共服务，也出现了对每个家庭需求的对策及其质量表示质疑的意见，另一方面，对以行政服务满足所有需求的做法产生了强烈的异议。例如，关于支援就业服务，从重视多样性和选择的自由及质量的观点出发，要求部分转为民营的潮流正在加强。

　　由于上述原因，在瑞典，各个政党围绕社会保障的对立变得更为尖锐，加上人们的失望，于是在2006年导致了政权更替。

　　——应如何接受瑞典型活性化方式的教训，设计日本的制度呢？

　　日本迄今实现了以就业为中心的生活保障，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日本也一直维持了具有活性化要素的制度。不过，与瑞典的不同之处在于，日本的就业保障是企业和行业界为劳动力实行包办的形式。今后应从这种包办性就业保障向开放性就业保障转变，同时，以瑞典的经验作为参考，升级活性化方式。

　　在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即使同样为“大政府”，以公共服务为中心，对现役劳动年龄层给予优厚支援的北欧各国，在GDP和财政收支等方面也维持着良好势头，与此相比，防空洞式的现款支付（年金和公共援助）比重较大的欧洲大陆各国，在经济上已经陷入相当严重的困境。从这种情况可以看出，与其在现役劳动年龄层失去活力后向他们支付现款，不如在现役劳动年龄层失去活力之前，实施支援他们的活性化政策，对经济更为有利。

　　根据上述情况，笔者对日本提出以下五点建议。

1．通过“架桥”支援来打开封闭的共同体
　　首先，需要通过支援就业的公共服务，在地区架设四座“桥梁”。笔者认为，日本人在封闭的共同体（企业共同体、家庭共同体和地区共同体）中谋求他人承认的动机倾向，不会随着全球化的进展而改变。但是，如果不能打开这种共同体，就会束缚人们，而且无法活用人才和适应全球化。从打开这些共同体的观点出发，笔者提议以劳动市场为中心，架设四座双向型桥梁——“能连接学习与就业的桥梁”、“能连接家庭与就业的桥梁”、“介绍工作的桥梁”和“解决身心衰弱问题的桥梁”。在日本，在这一局面下，“新公共服务”的作用将变得更加重要。“新公共服务”不仅有利于削减成本，而且更具有提供行政服务无法提供的高质量、复合型一站式（one-stop）服务的积极意义。

2．提高整体水平型收入保障与工资比例型收入保障的连动
　　在所有的人稳定就职都变得困难的情况下，虽然比较平均地提高整体水平型的收入保障（儿童补助和最低年金保障）的比重不得不增加，但撒钱型和基本收入型的收入保障不利于持久性。在实施提高就业收入的活性化方式的同时，把工资比例型保障和提高整体水平型收入保障结合起来是非常重要的。否则，就会造成最低保障年金无休止地膨胀的结果。

3．逐步提高劳动市场本身的回报
　　引进小时工资800日元的最低工资制度后，一部分地区的经济确实受到了打击，但是实现有回报的劳动市场，对于有效实施上述桥梁政策也是非常重要的。不过，需要慎重采取附带支付补助的税额扣除和社会性补助等配套政策，以免失去就业机会本身。

4．创造可持续性就业机会
　　在历史上，瑞典基本上不采取以公共事业支撑就业的政策，相反曾经彻底地抛弃了这种政策。作为其反弹，最近也有对日本的地区振兴政策和公共事业进行多方关注的趋向，但是在全球化的形势下，日本型的公共事业有百害而无一利。

　　在前几天内阁会议决定的日本政府的新经济增长战略中，列举了绿色创新和健康创新（护理、医疗）等各个领域的就业需求方的各项政策与为构建蹦床型社会的就业供给方的各项政策，两者的周密配套设计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绿色事业，由于可以减少中间投入成本，而该成本被认为是降低日本GDP的原因，因此，绿色事业不仅可以扩大内需，而且是一项可以提高日本制造业在国外的竞争力的政策，同时，在总体上，有中等程度的技能就能够胜任工作，所以通过与公共职业培训相结合，将可以期待创造出大规模就业机会的效果。为了实现这种可能性，需要加强公共服务的观点，根据绿色事业的内容来支援公共职业培训等。

　　由于非营利组织（NPO）创造就业机会的能力有限，所以通过重新构建上述宏观制度来创造就业机会是非常重要的。

5．工作生活平衡
　　活性化政策并非就业动员。在日本，护理医疗领域的就业第一次超过了建筑领域，日本正在摆脱土木建筑国家。可以说，要想让这一潮流不可逆转，以理想的形式实现活性化，就必须实现支持女性就业的工作生活平衡。

　　日本现在需要的是采纳上述五点建议，超越北欧型活性化方式的局限性，构建日本型的活性化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