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金融危机后的世界经济及日本企业的对策

　　“世界金融危机后的世界经济、亚洲经济、日本经济将会变成什么样”、“IMF、世界银行、对冲基金的前途如何”。比如，在最新一期的《中央公论》（4月号）上刊登了题为《制造业立国和日本的终结》（水野和夫著）的文章，结果真会这样吗？美国是否会继续保持世界领袖的地位、日本是否应该与美国拉开距离而将重心转向亚洲等等，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

　　我认为，除了此次世界金融危机以外，还有地球变暖问题、资源有限问题等都毫无疑问地使世界的“时代精神”发生着激烈的变化。正如法西斯主义及贸易保护主义在发生世界性恐慌的20世纪30年代蔓延，此次预计也将会产生结构性的思想转变。

　　我以为此次世界金融危机与经济体制的问题正是现代经济学的盲点。即便集合起产官学的精英也无法得出符合现实的最妥当的解决方案。这是由于经济危机问题已经被“政治化”了。在“民主国家”，由国民选举的政权在顾及舆论的同时引导经济方向。由于存在这样的“政治化”过程，尽管认识到“不能重复日本90年代的失败”，在美国等国也无法将经济学者提出的建议付诸实施。举例来说，虽然克鲁格曼警告如果现在不尽可能地采取财政措施，经济就会陷入恶性循环，有可能要过10后才能恢复，但共和党却认为这种主张具有社会主义色彩而公开予以非难。即使是美联储主席伯南克也尽量不使用“国有化”一词，尽管实质上就是国有化。各国的社会规范也致使今后的政策走向不明朗。

　　虽说如此，但通过合理的思维，在某种程度上还是能够对世界金融危机后的世界经济乃至全球商业环境进行展望。

　　美国一极独强的状况将得到扭转。不会再像几年前的伊拉克战争那样单独发动大型战争。而且，美国的过度消费体制难以为继，经过20国峰会，高杠杆金融开始朝限制的方向调整。在全球金融机能陷入长期不良的过程中，美国不得不减少经常项目收支赤字。受其影响，中国和日本的经常项目盈余减少，美国的“双胞胎赤字”无法以原来的形式维持下去，同时，全球不平衡也将向缩小的方向发展。

　　由于紧缩状态的持续不符合世界的利益，所以各国都强化内需，这样就可以带来新的商机，而且，作为扩大内需的一个环节，人们越来越重视关于应对地球环境和地球变暖对策以及节省能源和资源方面的工作。

　　另外，在世界经济运营和贸易谈判的舞台上，新兴国家的影响力不断提升，这是由于现在中国已经成为美国国债的主要购买者。迄今为止世界经济一直是由OECD的大国乃至美国所主导的，但时至今日G7已经无法发挥实际作用，G20正在取代其地位。正如印度的中央银行总裁宣布增购IMF的股份（股权）那样，新兴国家参与国际事务的声音正在日益增多。

　　美国经济和汽车制造商等前途未卜，这也给企业的行为带来很大的变化。首先，企业逐渐分化为将风险转化为机遇的企业与持观望态度的企业。在日美欧经济状况恶化的过程中，剩下的增长型企业开始涌向中国与印度，在那里的竞争日益激烈。另外，财务和经营方面不确定性增大的企业，从有效运用少量资本的观点出发，推进集中与选择。而且，日趋垄断集中的领域也有所增多。

　　像英国这样的制造业消失乃至空洞化的金融国家，即使调整货币也无法扩大出口，所以国家经济有崩溃的可能。以这些地方为中心，商品紧缩与资产紧缩同时出现，也给富裕阶层带来冲击，因此迄今为止稳定的名牌商品也会降价。即使如此，从中长期来看，由于供给余力和弹性小的资源价格呈上升趋势，因此如果人口多的国家经济状况好转，那么从拥有资源的公司开始股价上升，资金就会再次开始流动。

　　雷曼冲击被称为金融行政上最大的失败，但是可以说，通过这件事美国国民切实感觉到投入政府资金的必要性，人们的思路转向承认使用政府资金救市的方向。日本也有过同样的经历，以三洋证券和山一证券的破产，日本长期信用银行面临经营危机为契机，转变了日本国民“不应该向住宅金融专业公司投入政府资金，不应该让银行人员占便宜”的传统观念。话虽这么说，奥巴马政权议会通过的刺激经济的财政政策政府支出为8000多亿美元，被控制在1万亿美元以内。这种制约被是导致对未来感到不确定和担心的基本因素。而且，尽管克鲁格曼所说的“隐性金融体系”（对冲基金等）迄今为止一直未被纳入SEC的监管之下，预计今后将引进限制规定。

　　假如欧洲或日本能够代替原来的美国，拉动世界经济，那么问题的解决就相对容易，但现实却并非如此，发达国家的经济陆续恶化，中国和印度虽然在努力，但都在竭尽全力地振兴本国的经济，只能以此为世界做贡献。没有国家能够代替作为进口大国的美国，也可以说是进入了没有皇帝的“大空位时代（政权空白期）”。在没有能够替代美元的货币的情况下，世界货币体制变得越来越不稳定。

　　美国政治社会的一个弱点是在处理内部问题时力量薄弱。当存在外“敌”时虽然能够发挥罕见的强力，但如果没有敌人必须解决本国内部的问题时则往往会迷失方向。此次危机也是由美国自己的过度消费和过度投资所导致的，只因为看不到“敌人”，就有可能采取和第一次石油危机后能源独立计划相类似的办法。

　　对于中国的看法则存在分歧，一直进行着瞎子摸象式的讨论，而未来几年中国应该有能力维持6~7%的增长。最大的问题是地区间的差距。据报道，广东省广州市一些工厂接连关闭，另一方面，汽车销售数量又连续两个月超过美国。城市市民与农民之间的收入差距也非常严重。中国政府虽然制定了规模达4万亿元的扩大内需的财政政策，但持有农村户口的8亿人有半数以上不能享受年金等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障，在这种状况下内需很难扩大，因此过去几年政府将工作重点放在“三农”政策上，已经显示出部分成效。

　　虽然印度、印度尼西亚等人口大国预计能够实现某种程度的增长，但高度依赖对美国及对中国出口的韩国、台湾、新加坡预计将会出现大幅度的负增长。

　　日美欧对中国的依赖具有刚性，以低级商品为中心的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出口并没有受到破坏。尽管如此，中国不得不减少经常项目收支盈余，所以这些产业也会受到相当大的打击。1978年以后，更准确地说是1992年以后，一直在增长道路上迅猛前进的中国经营者们现在也有修正既往积极攻势的趋势。《德川家康》（全13卷）的中文译本在年轻的经营者等读者中卖出了200万套，可以说为这一社会状况提供了证据。这个现象在以往是不可想像的。作为中国政府，为了阻止美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的毁灭，也不得不继续购买美国国债，但会要求美国减少财政赤字等，可以说对于美国来说中国将发挥类似IMF的作用。

　　日本经济虽然也有相当程度的下滑，但我认为也不都是坏事。在过去的10年里，日本的“杰出企业”将原来自下而上的方式与自上而下的方式结合在一起，将自己的强项与欧美企业的优点以及全球化时代不可或缺的要素有选择地引进并整合起来，不断推进日本式的“混合式经营”（我将其命名为“重视功能型动态混合经营”），盈利能力已经得到相当程度的改善。这一模式在应对转型方面具有很强的能力。由于80年代到90年代金融行政的失败等宏观经济数据恶化，也由于产官学的怠慢，这些企业的改良努力以及转型能力没有得到验证，日本企业模式已经不能作为样板的看法在海外似乎已经固定下来，但是我认为日本的很多企业通过持续的自我改革能够度过这一次的危机。

1．创造一个能够让年轻人充满希望的经济社会
　　“年轻人充满希望的经济社会”似乎有些过于抽象，比如通货紧缩的社会对于靠年金生活的人来说就是非常有利的，但对年轻人来说则意味着就业和增加收入的机会减少。虽然年轻人没有责任，但因为通货紧缩收入无法增加，未来由他们负担的国家借款却不断增多，这样就无法期待肩负下一代社会重任的年轻人具有促进变革的力量。产官学也不应该忘记这一根本问题。

2．国际合作
　　仅靠日本来完全克服此次经济危机只是一个幻想。放弃美国是不可能的。这个时期在亚洲假如明确地强调创造“经济共同体”，美国就会认为这是一种“壁垒化”，很容易带来不必要的疑神疑鬼。亚洲在实质上已经“经济共同体”化了，日本在维持与美国和亚洲双方的关系的同时，必须在亚太地区签署更多的FTA等具有实际效果的协定。

3．日本政府的作用
　　政府至今仍然在讨论局部最佳政策，长期来看，必须采取整合性政策，即使为此也必须排除各部委的自扫门前雪主义。有必要一举推进关于道州制等的讨论。

4．日本企业的作用
　　虽然有危机感，也要相信迄今为止一直在推进的“重视功能型动态混合经营”，切实地应对结构性转变。在稳定时期自下而上的工作方式比较稳固，但在目前的非常时期，自上而下的决策则变得非常重要。由于需要无论在体力上还是精神上都健康坚韧的领导，经营者的年轻化非常重要。

5．让日本人购买日本的股票
　　日本人几乎不买日本企业的股票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日本经济之所以急剧衰落到目前的这种状况，原因之一便是股票价格一落再落。欧美投资者的套现出售等也是原因。如果日本人能够长期持有更多数量的股份，股价就不会跌得这么惨重。有人指出，尽管日本人均资产世界第一，日本人却不购买股票，其原因是长期以来企业缺乏回报股东的态度。“员工很重要，应该增加员工的工资”也是有道理的，把握好两者的平衡，满足对股东的承诺，维护股票市场，对于防止日本年金制度的崩溃不可或缺。这不仅关系到个人，也关系到企业的存亡。

6．学术界的作用
　　我认为学术界也不应该局限于局部问题，应该从全球的角度出发，推进中长期的整体最佳政策、技术与市场的共生、国家的作用等大框架的讨论，同时还应该诱导舆论。向国外传播也很重要。

7．美国的作用
　　美国经济的恢复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奥巴马总统所能采取的政策幅度实际上非常有限。经济恢复之后美国将依然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大国，但是将逐渐成为“普通的经济大国”。然而无法想象国土面积巨大、公共交通不发达的美国能够转变为没有汽车的社会。开什么样的车逐渐成为问题。从中长期来看，并没有不利于日本制造商的因素。虽然在世界经济衰退中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和印度将发挥更大的作用，但并不能取代美国，因此对于日本来说依然不应放弃与美国合作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