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U：为东亚外汇政策的协调而努力

　　利用IMF的分类方法对东亚各国的外汇制度进行分类，可以分为以下几种。采用Free float（自由浮动汇率制）的有日本、韩国、菲律宾。采用Managed float（管理浮动汇率制度）的有印度尼西亚、新加坡、泰国、柬埔寨、缅甸、老挝、越南。从今年7月22日起，采取固定汇率制的中国及马来西亚也转变为管理浮动汇率制。另外采取Currency board（货币发行局制度）的有香港、文莱。这样一来就可以看出，亚洲国家采取了各种汇率制度。但是，这种分类未必能体现实际情况。

　　汇率的浮动，目前美元呈现全面贬值倾向，日元兑美元从2002年开始一直是日元在升值。美元兑欧元也是欧元比价高。韩国也是韩元升值，泰国铢虽采用管理浮动汇率制，但相对浮动性是比较高的，因此对美元的比价也呈升值趋势。台币也一样，菲律宾比索由于存在财政赤字等问题，所以虽然采用自由浮动汇率制度，但对美元依旧贬值了，这是个有些特殊的例子。印度尼西亚卢比最近对美元也呈升值的趋向。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在采用管理浮动汇率制度前的马来西亚林吉特、人民币没有变动，港币则几乎没有变动。

　　由于联系美元的固定汇率（盯住美元制）制度与美元同进退，所以比如韩元对美元升值，则对人民币也升值。但是这并不能反映韩国与中国的经济状况，而是来自于两国所采用的不同的外汇制度，这难道不是问题所在吗？

　　顺便说一下，如果有人问起日本采取自由浮动汇率制度，是不是政府就完全不会干预呢，实际上并非如此。2003年就进行过很大的干预，但尽管如此也没能遏止日元升值，所以自2004年以后就没有再干预过

　　我想在此分析一下各种货币在何种程度上与美元连动（参照演示文稿p18～26）。由于要了解不同时期的连动程度如何，所以从1999～2003年分季度进行了分析。图表的实线表示推测值，虚线表示算入正负二倍标准误差后的结果。这一幅度表示了大约95%的可信度。以100作为系数1。 　　首先是泰铢，1999～2002年期间与美元的连动几乎是100%，但从2002年开始大幅度下降，可以说自此以后与美元的连动性一直在下降。但尽管如此，最近的连动性是70～80%，所以相对来说连动性仍然很高。 　　同样的情况可以说在其他国家也一样，新加坡虽然采用的是货币篮子制度，但连动性也在80%左右。韩国由于采取自由浮动汇率制度，变动幅度比较大，但连动性依然有60～80%。菲律宾、印度尼西亚也一样。与此相对照，采取固定汇率制度的马来西亚林吉特、港币、人民币的连动性几乎是100%。

　　下面看一看中国的状况，今年7月21日中国放弃了盯住美元制，从22日起开始采取"参考货币篮子制"的管理浮动汇率制度。但是关于在多大程度上参考货币篮子，货币篮子中都包括那些货币，各种货币在货币篮子中所占比重等内容却并没有公布。货币篮子的构成是以美元、欧元、日元、韩元为主要货币，同时参考其他关系密切的国家的货币。此外，在这一天人民币升值了。 　　我认为中国放弃盯住美元制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在同一天马来西亚也放弃了盯住美元制，采用货币篮子制度。马来西亚也一直准备采用货币篮子制度，这次配合了中国的行动。中国在东亚的影响之大由此可见一斑。 　　但是，固定汇率制度与管理浮动汇率制的不同，还有货币篮子制与"参考货币篮子制"之间的区别到底在哪里呢？ 　　如果采用的是固定汇率制度就要事先公布将本国货币固定在某一汇率上，比如固定在1美元兑换360日元的水平上等等。但如果是管理浮动汇率制，则不管汇率一直保持在360日元的水平上，还是发生相当大的变化，也不用事先公布，同时也没有必要就汇率变动的结果进行说明。从这种意义上来讲，可以说固定汇率制的透明度更高。由于不知道管理浮动汇率制究竟采取什么样的政策，给市场参与者带来的影响也就不一样。 　　货币篮子制与"参考货币篮子制"的区别也一样，如果是"采用货币篮子制度"则透明度就高，而一旦加上"参考"，即便根据当时的状况美元占据非常大的比重也没有说明的义务。在这种情况下是按照自己的思路调动市场参与者还是模糊不清的方式具有更高的干预汇率效果就成为争论的焦点。 　　那么，中国的货币篮子里到底都有哪些货币、以及以什么方式分配就成为问题。根据中国方面公布的信息，货币篮子不仅仅考虑贸易，对金融交易、直接投资等也进行综合考虑，在此先以贸易所占比重来看。 　　2004年的贸易份额，美国、日本、欧盟大约各占15%，韩国约占8%，香港约占10%，剩下的则列为其他，这样一来，考虑到"其他"国家与美元连动的比较多，可以认为美元70%、欧元15%、日元15%是一种比例构成。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实际情况怎样（参照演示文稿p36～39）。采用管理浮动汇率制度以来，与标准误差相比较，可以看出，美元的比重在统计上有意地压低了。但是，尽管如此与美元的连动性也高达90%，所以与泰国、新加坡等的70～80%相比较，可以说连动性是很高的。虽然也得出了与日元的连动性，但还没有那么强。对欧元在数值上虽然略有上升，但与标准误差相比，在统计上还没有变成有意的。对韩元可以说没有变化。从以上的事实中可以看出，中国的汇率改革，虽然在统计上存在有意的变动，但并没有产生在经济学上的有意义的变化。

　　下面，针对人民币的汇率，我想根据过去的数据就中国生产率的提高带来的长期性效果，进行一下调查。关于生产率，存在所谓的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贸易品部门的生产率一旦提高，其工资就会提高，这样非贸易部门的工资也因受到影响而提高。如果非贸易部门的生产率并没有较大提高则就会反映在物价上，物价就会上升。于是该国的货币就会被低估。其中将价格定为以工资除以生产率，同时假定工资是全国统一来进行计算的。这样汇率的变化就可以通过生产率与工资的变化率来表示。因为随着生产率上升幅度的提高，有压低价格的效应，该国的货币就会被高估。

　　首先中国生产率的上升幅度，在贸易品部门是8.08%，在非贸易品部门是4.17%，工资涨幅在贸易品部门是6.74%，在非贸易品部门是8.55%（参照演示文稿p45）。这是我利用自己手头的资料计算出来的结果，经过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方面的核对，可以说是相当准确的数值。由于中国的数值经常变动，在此仅供参考。

　　中国生产率的增幅与美国（2.39%）、日本（2.36%）、韩国（5.08%）相比要高。而工资的上涨幅度也相对较高。日本等处于通货紧缩状态，为－0.24%。

　　单纯从生产率的差异看，人民币必须相对美元升值约5.7%，相对日元升值约5.7%，相对韩元升值约3%才行。通常仅仅从该增长率来看，人民币币值如果不更高的话就很奇怪，但同时也必须考虑工资的涨幅。

　　这样一来，人民币对美元应该每年升值0.4%，看上去虽不高，但如果每年都上升一点，累积起来就很高了。对日元，根据过去三年间的统计正好工资没有上涨，所以导致了日元价值的提高，但今后这种倾向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尚不得而知。因此，如果考虑到工资的涨幅，则人民币汇率并不应该升值那么多。

　　只是，关于中国的工资涨幅，由于统计数字来自城市中具有一定规模的企业，可以说涨幅很高，所以对该数字不能生吞活剥，如果该值为零则结果就会大相径庭，所以该数据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

　　另外，如果考虑到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与非贸易品生产率的增幅一并进行计算，则人民币的购买力平价（在中国根据消费者物价指数计算）与美元、日元、韩元相比年率被低估了2～3%（参照演示文稿p49）。所以不可以认为由于购买力平价低则人民币的汇率可以保持在目前的水平。

　　上面提到马来西亚配合中国也进行了汇率制度改革，尽管有更值得期待的汇率制度，但考虑到相关国家的情况则不能采取，东亚目前正在出现这种汇率协调的失败。

　　因此，作为协调汇率的机会，我认为有必要在东盟+3的财政部长会议上进行讨论。现在根据清迈协议，为了预防金融危机，对各国的通货膨胀率、GDP等进行监督，但汇率并不在监督对象之列。如果考虑货币基金，则有必要观察互相的汇率以了解现状。

　　于是考察了AMU（Asian Monetary Unit，亚洲货币单位）与对该单位的偏离指标，发表RIETI的主页（英语）上。这是东盟+3等13国的加权平均值。各国所占的比重根据以贸易实力、购买力平价计算的GDP来确定。数据方面采用最近三年的数据。此外，由于东亚各国与美国、欧盟之间存在着密切的经济关系，所以也考虑到与美元、欧元的汇率。作为偏离指标的基准，选择贸易收支最均衡的时段，即以2000-2001年为基准。

　　如果采用美元、欧元的篮子，则汇率要比仅参照美元或仅参照欧元来得稳定（参照演示文稿p65）。尽管如此，可以发现AMU与2000年相比上涨了不到10%。

　　通过百分比来表示偏离指标，则越往上越高，而越往下越低（参照演示文稿p71）。韩元由于在2004年停止了政府干预，所以升值了很多。菲律宾比索则一直贬值。韩国升值了约15%，而菲律宾贬值了约20%，于是可以一目了然地看出总共大概偏离了约35%。我想可以据此掌握现状并进行讨论。

　　但是，现在看到的只是名目汇率，实质的汇率与此不同。问题在于物价水平的数据每月发布一次，而且有时发布的时间还会推迟。尽管收集全所有数据要晚半年时间，但我还是试着作了（参照演示文稿p72）。

　　根据该表，印尼卢比虽然名义上贬值了，但考虑到通货膨胀因素，实质汇率提高了30%。可以看出因此导致了印尼贸易竞争力的下降。

　　考虑到半年的时间间隔，再同时考虑到最近的名义汇率，就可以掌握各国货币的情况。

　　东亚各国之间的生产网络日趋形成。因此，汇率偏离实际情况对此不利，人们期待各国相互之间协调汇率。为了缔造相互协调的关系，我认为首先就必须对汇率进行讨论。

问：

如果使用以购买力平价计算的GDP来计算AMU的比重，那么中国及其他采取类似盯住美元制的国家的比重将占近50%。人民币稳定地居于中心位置，尽管如此，偏离的韩元及日元采取相近的政策在经济上就显得很奇怪。为了使AMU具有真正的意义，您是否认为有必要使人民币与日本、韩国一样允许相当幅度的变动？

答：

在确定比重时所考虑的首先是对美元、欧元汇率在某种程度上的稳定。同时，如果使用不以购买力平价计算的GDP及外汇储备余额来计算，则日本所占的比重就会增大，但这样一来AMU本身也会有相当幅度的上下波动，所以也不是好办法。结果，虽然中国的比重变高，GDP依然不以购买力平价计算则与实际情况不符。如果人民币不浮动，可以说AMU的波动将与美元近似，反过来说只有50%盯住美元，那么AMU就会出现与美元不同的走势。

问：

实际开始使用AMU时，当发生偏离AMU的情况时，靠近AMU的方法都有哪些？

答：

在干预方法中可以参考欧洲的例子。偏离的幅度定在正负10%，在超出此范围的上下两国间进行干预。

问：

亚洲各国的情况差异很大，是否有必要对比重进行频繁的修正？

答：

由于在这里使用的是最近三年的比重，所以每年都进行了修正。由于这样就可以渐渐产生变化，从而也可以应对生产力方面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