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经济政策合作与日本的任务

　　在回顾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在过去的30年里，在协调微观经济政策方面所起的作用之后，重原先生谈到了日本通过多边的方法来进行结构改革的问题。以下是他的谈话和回答提问的摘要：

　　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人们主要关注的是贸易和日常支付方面的自由化。在这一背景下，日本参与持续不断的关税贸易总协定的谈判，使其平均关税水平低于美国和欧洲共同体，但是，日本仍然在不少农产品上实行高关税贸易保护。

　　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当时我任经合组织的经济部政策研究局局长，我所在的局通过一种自己首创的一般均衡模式，对农产品保护所带来的广泛的经济影响，进行量化的评估，并据此准备相应的文件。我们发现，在经合组织各成员国的经济部长和农业部长之间，鲜有对话。我要求各成员国派来自这两个部的官员来参与工作会议，讨论秘书处所提供的文件。我的信涵在一些成员国受到了抵制，其中包括日本。据说，经合组织的这一目标和精确的分析，最终在关贸总协定的乌拉圭回合上，为有关农业贸易自由化的谈判，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以贸易和投资为主导的国际间相互联系的增加，扩大了国内结构性政策在国际上直接溢出的范围。在许多结构性领域，如法律和管理体系、教育体系和多数的社会立法领域，似乎不再有任何重要的完全的国际维度。而且，这些领域里的政策还会影响宏观的经济发展，特别是影响宏观的经济平衡力量。同样，结构性政策也会影响那些具有国际溢出效果的其他领域。这就是人们为什么对使用多边监管方法来处理显然属于国内范围的问题饶有兴趣的原因。例如，如果不当的国内结构性政策导致失业率增加，人们对宏观经济政策的信心就会受到削弱。结果，可能会导致外汇市场的波动，从而为保护主义情绪的出现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在过去的十年里，在经合组织，以基本标准和最优惯例为基础的多边监管变得越来越重要了。经合组织的部长们1994年所赞同的一项有关劳动力的研究，分析了劳动力市场其他一些相关政策，提出了众多独特的政策建议，以减少失业，增加就业。期后对各种独特政策问题进行的追踪研究，诸如税收转移体系某些方面带来的抑制作用和有关制定适当的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等问题，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了上述的政策建议。

　　在另一个领域，还有一个类似的例子。一批经合组织国家曾经联合行动，在创新和科技、环境政策和管理实践方面，确定最优经营标准。日本也参与了这一活动。

　　在20世纪90年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扩大了其监管的范围，在对成员国的评估过程中增加了这样一些领域：劳动力市场政策、产品市场改革、私有化和金融领域的管制和监督。不同的是，经合组织国家的监管是由一个来自各成员国的代表组成的委员会来进行的，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监管则是由设在华盛顿的董事会成员来实施的。

　　对于结构性政策的多边监管从来都是不容易的。首先，结构性政策变化的效果是不确定的。这主要是因为，不同领域的结构性政策容易互相影响，这就意味着，同样的结构性政策变化在不同国家可能会产生不同的结果。其次，人们对结构性政策显效的时间知之不多。最后，由于在许多重要方面，真实经济都会偏离于教科书，政策制定者发现，他们是处在次优或次次优的世界里，这就意味着，在将基于最优理论的政策处方应用于真实世界时，应该谨慎小心。

　　或许，更为重要的是，在结构性政策的制定过程中，通常都会出现分配上的冲突。一般说来，或隐或显，结构性政策措施都要考量在效率与公平和社会稳定之间的平衡。结构性改革带来的痛苦，通常来得要比收益早。不仅如此，这种痛苦常常集中于某些特别的、往往是同一的组织良好的集团，而收益则多广为分布，为那些多样化的、没有什么组织的集团所享有。实际上，当受益于改革的企业和工作岗位出现之前，很难确认那些人是改革的拥护者。结果，在这一时期，反对改革的力量常常大于支持改革的力量。

　　基于上述原因，人们自然会问，对于日本结构改革的多边监管是否会有成效。一些观察家认为，在多边监管国家的规模与监管成效之间，存在着一种负相关性。人们已经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国际机构对于一国内部的结构性政策是否拥有可信的经验。无论是经合组织，还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亦或是来自各成员国的代表们，对某一国内部的与结构改革相关的政治和社会问题，都或许缺乏足够的了解。

　　日本不属于任何地区性组织，比如说那种类似于欧盟的机构，在那里，来自欧盟委员会和其他成员国代表的类似的压力，可能更为有效。之所以如此，部份原因在于，他们对地方的问题有着更多的了解；部份原因在于，各国拥有国内委员会进行平行考查。由于在经合组织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存在这样的委员会，多边监管的有效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被监管国的意愿，在我们所说的案例中，也就是日本。看他们是否愿意聆听这些国际机构和其他成员国代表的建议。对G-7/G-8在结构监管上的有效性，如果这一组织要更为系统性地采取类似的行动的话，我们也可以做同样的观察。

　　为多边平等的考察发表数据，如经济调查结果，可能有助于公众讨论。实际上，我们应该记住，正是在公共讨论和思想交流方面，我们最终必须赢得多数的胜利。更为一般的说来，信息分享是结构性和宏观经济方面监管的一个重要组成部份。能够获取由经合组织通过国际比较得到的数据，获取它所收集的各成员国有关结构政策的详尽信息，以及它对上述数据和信息的分析，对日本制定和实施经济政策是极为有益的。人们期望，日本作为经合组织第二大捐款国（其捐款仅次于美国的25%份额），在帮助经合组织继续确保资源，从而以足够的数量和良好的质量生产产品方面，发挥关键性的作用。

问：

日本解决其需求问题的唯一途经就是致力于出口，这种说法正确吗？

答：

我们不应该认为，出口导向的增长对国际社会就是有害的。永远都会有一种平衡。应该相对地来看问题。当日元贬值时，它可能会损害日本的竞争者的利益，但是，它也会帮助日本产品的进口国，比如说，新西兰。注意到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同样，一段时间内出口的增长，当与结构改革相结合时，可能会导致需求的增长。

问：

作为一个政策论坛，G-7还有意义吗？

答：

即便是在"辉煌的"G5时代，这一组织也说不上有多辉煌。只有在关注的焦点之外，人们才能严肃地讨论问题。就宏观经济问题而言，G7没有太大的作用。欧元出现之后，欧洲国家单独地出席会议，还有什么意义？我们可以要求改变G7的组成，无疑，中国和韩国将变得更为重要。

问：

自由贸易很好，但是，各国需要时间来调整，以适应变化。我以为，保护工人的经济福利，更为重要。

答：

整个有关全球化的辩论始于法国。我更关心的是汇率无规律的浮动。在欧洲，你可以看到，在效率与公平之间出现了平衡。如果你过分强调公平，你就会损害消费者的利益。我们应该鼓励无效率公司的退出。我们必须根据我们自己的意愿来实现全球化，这需要的是政治家，而不是政客。

英语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