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双边主义：日美合作和亚洲地区的多边冲突”

　　战后日美关系有这样两个特征：第一，在安全和经济领域，高度的双边化。两国政府能够通过双边谈判，解决彼此之间的大部份问题。这种关系是一种辐射状关系。华盛顿和各亚洲国家首都之间都有联系，但直到不久前，亚洲国家之间却鲜有沟通渠道。

　　第二，这种关系是不对称的。它不是一种平等关系，而是一种互补关系。美国在安全和经济领域都有着较大的力量，它的战略目标是全球性的，而日本则只关心地区性问题。

　　我们认为，尽管有摩擦，两国政府一直都有能力解决它们之间的问题，无论是安全方面的，还是经济方面的。虽然有些人期望日美双边安全协议成为多余之物，但日美两国政府还是通过奈的倡议和阿米蒂奇报告，一直重申安全关系的重要性。

　　然而，我们注意到，两国关系近期出现了一些变化。美国和日本都在亚洲建立众多单独的和集体的联系。日本在寻求建立自由贸易区（与诸如新加坡、墨西哥等国家），而美国则在与中国（亚洲生存空间中的友善的庞然大物）建立双边关系。

　　全球发展的一个明显趋势就是，资本流动量的巨大增长（每天大约有两万亿美元在流动）。1983年，全球五家最大的国有银行资金储备量是每日交易量的三倍。到了1986年，这一储备量与日交易量大约相等。今天，每天资金交易量是五家最大国有银行储备量的四倍。这使得金融政策的制定极为困难。

　　当然，也存在着其他一些发展趋势。由于地区性组织的大量增加，各国可以选择的论坛增多。换句话说，根据涉及的问题之性质和范围，各国可以选择采取多边的、地区性的或双边的组织来加以解决。

　　在日本政府提出的地区性议程中，私人和公共部门的利益并未融合在一起。日本政府愿意与亚洲国家建立联系，而日本的公司则不像其政府那样热衷于投资于亚洲地区。

　　日本在世贸组织中对美国的胜利，使得日本有能力摆脱双边关系。日本现在有能力制定政策，它并不一定要与美国合作。日本正在与欧洲和其他一些地区建立联系，这意味着日本的谈判能力将得到增强。然而，在日本政府的各部门之间，却还没有取得一致。

　　但是，也存在着风险。如果美国持续在国际论坛中失利，美国国会就会起来反对自由贸易。可以想象，参议员杰西·赫尔姆斯在这方面会起领导作用。

　　约翰·肯伯里在他所提出的美国大战略构想中强调指出，美国的霸权、双边安全关系和软性的多边主义具有重要意义。美日双边关系促进了地区性稳定，减少了日本与中国之间的摩擦。有这样几个因素对美国政策构成了挑战：日本经济的萎靡不振、美日关系的不对称性、美国的亚洲盟友之间缺少合作、美国的军事力量受限于新的形势，以及对 美国会转向单边主义的忧虑。

　　迈克·莫切朱基指出，布什先生视中国为竞争对手（与克林顿政府相反），对于美国来说，同时以一种积极的态度来看待日本和中国，一直是很困难的。这就好象是西部牛仔片：中国或日本，一个带白帽子，一个带黑帽子。莫氏建议，将中国带进多边组织之中，以减少冲突。

　　在日本，一般认为中国作为投资对象，它的"投资环境·经营环境差，收益低"。因此，自95年以后尽管对中国的投资仍有人关心，但是实际情况是除了中小企业之外已没有什么发展。与此相反，欧美企业把中国国内市场作为目标，采取重视销售的战略，积极推行技术转让与技术当地化的政策，以与日本截然不同的姿态不断地扩展对华投资。通过对在华日美欧主要企业的咨询，金氏有颇多感悟，同时也为促进日本企业改变对华投资的现状提出了忠告。在质疑方面，有意见认为当地化并不见得是最佳方案，为了发挥相对优势的作用，有时也希望有国际间的分工；有人认为日本企业雇用上的习惯做法以及人才使用（不）灵活等方面存在着问题；另外还涉及到了诸如中国政府·企业对日感情上的微妙影响、由于距离中国较近故应采取不同于欧美的战略、投资促进机构的支援体制等等问题，讨论非常热烈。

　　我们对美日关系所做的结论，是非常积极的，尽管这一结论只是一种尝试性的推测。我们注意到这样几个自相矛盾之处：第一，当前的世界与人们在八十年代的预期有所不同。人们曾经将亚太经合组织的成立视为把美国留在亚洲的一种方式。但是，美国对多边主义的踌躇、犹豫被夸大了。鲍勃·佐尔利克和鲍勃·福沃尔曾经为美国在亚洲设立机构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美国对亚洲寄予厚望。

　　但是，实际上，却是日本在起领导作用，而这得到了亚太经合组织的首肯。亚太经合组织和早期部门自愿性自由化倡议（EVSL）表明，多边谈判如同双边谈判一样的困难。EVSL的准则过于含糊，它加剧了冲突。美日双方都感到沮丧，多边主义并不象人们想象的那样灵验。

　　然而，用长期的眼光看，多边主义会带来积极效果。有了多边论坛，双边摩擦就会减少，因为输赢轮流转，这次是赢家，下次是输家，这就更为公平。而在双边关系中，双方都总觉得自己是输家。

　　第二，在安全领域，人们曾经推测，美日安全关系将告结束，但是，我们看到的实际情况正相反。日本把驱逐舰派到了印度洋，帮助美国进行反恐战争。日本社会主义者的垮台、对美日安全协定的适应，为美日联盟的扩大提供了空间。这一联盟还起到了其他一些作用，亚洲的老虎们之所以能够成长，部份原因就在于，美日联盟为本地区带来了稳定。

　　在未来，也存在着一些问题。首先是日本的经济衰退。近年来，在其经济萎缩的同时，日本在亚洲的政治影响力却在不断加强，日本的力量在日益增长。但是，这一状况无法持续下去。

　　其次是中国。怎样才能将中国置入到安全和经济的三角关系之中？在台湾海峡发生冲突，将会迫使日本做出艰难抉择。 中国问题在日本非常突出，日本的农民将发现世贸组织的美妙之处。

问：

日本通过多边的办法来与美国打交道，只是我们正在尝试的众多方法之一。小泉先生和布什先生正在建立准部级伙伴关系。我们的关系是广阔的，所以我们需要更多的渠道来进行沟通和减少冲突。冲突会带来调整。

至于说反倾销，是的，美国的确同意就惩罚加重的问题进行磋商。但是，反倾销并不仅是美日两国的问题，它是一个系统性问题。以前，日本努力赶超美国，所以我们有冲突。现在，日本经济已经成熟，我们再也见不到8%或9%的增长率。日本不再是追赶者了，倒是日本在被中国追赶着。因此，在美国和日本之间，冲突应该减少。

T J 潘佩尔：

政策制定者常常为最后一战而奋斗。你说的对，我们必须注意到细微之处。不论是在日本，还是在美国，不同的政府部门有着不同的议程。我不认为反倾销是一个双边问题，但日本的确一直是美国反倾销措施的受害者。中国会如何使用反倾销手段？

问：

是的，中国已经开始采取反倾销措施，日本在将来可能也要采取这一类的行动。反倾销关税的最大受害者是中国和美国的公司。

问：

我们不应该忘记，亚洲是充满活力的地区。中国在对日本保护其榻榻米产业的举措实施报复时，其政府内部也存在着分歧：年轻官员不愿意进行报复，而年老的官员则倾向于报复。所以，这里也存在着"两个中国"：年轻的国际化的工薪阶层与老一代的中国人，后者说"我推你，是因为你先推了我"。

把中国视为威胁，是近来的一个热门话题。但是，我担心，这会使我们看不清中国经济的真实面貌。中国表现良好，并不是因为其劳动力便宜，而是因为它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一直在开放其经济，现在，我们开始看到效果了。

经济产业部的官员对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很感兴趣，它的出现令人惊讶。这说明，中国在进行战略思考。他们谋求尽早取得谈判成功。这一插曲对日本具有真正的启发意义，日本可以从中学到东西。

埃利斯·克罗斯：

的确，东盟一直在变化。他们现在愿意接纳中国，而不必借助日本和韩国来做平衡。

问：

为什么日本支持亚洲货币基金组织（AMF）？第一，在全球化时代，即便是美国也无法为资本的流动提供最后的保证；第二，一个国家无法解决资本流动的问题；第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给亚洲的配额与亚洲的经济实力不相称。

美国应该利用日本向世人传递国际社会的观念。顺便说一句，新的MIYAZAWA倡议意图支持日本的追加预算，而并非增强日本的商业影响。

T J 潘佩尔：

新的MIYAZAWA倡议提出，在承认共同利益的情况下，加强国家的作用。但是，尽管日本政府视这一职能为自己的使命，日本的公司却不这样看。或许，如果日本的经济重新振作起来，发展的趋势将会发生逆转。美国和中国对亚洲货币基金组织的反应都是未加思索的产物。美国并不敌视东盟加三，但是，亚洲货币基金组织应进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相一致的债务交易，这意味着，并不存在一种全新的亚洲金融体系。

埃利斯·克罗斯：

说到关于亚洲货币基金组织的倡议，目前还没有达成足够的共识，不论是在日本政府内部，还是在日本与中国之间。

问：

亚太经合组织还有用吗？

埃利斯·克罗斯：

弗雷德·伯格斯坦说过，世界可能会发展成三个集团。我不同意这一观点。美国还没有失去对亚太经合组织的兴趣。人们以往对它的期望被过份夸大了。亚太经合组织的三个支柱所要满足的是三个几乎无法相容的群体。美国总统不会为了"促进贸易"而与会，但他可能会到会上高谈"贸易自由化"。最初，日本外务省是被拖进亚太经合组织的，现在，它已经成为这一集团的最大的支持者。美国的国务院也是如此。

问：

美国选择论坛的标准是什么？

T J 潘佩尔：

在华盛顿，人们不断遇到各种问题。对国内政治的考虑会促使一个国家去寻找某一特定的论坛。

埃利斯·克罗斯：

官员们会考虑到效率问题，多边论坛效率要高得多。收益也是他们要考虑的一个问题。

英语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