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关村科技园的现状和未来

日期 2001年6月19日
演讲者 段永基 (四通集团会长,中关村科技公司总裁)
演讲者 陆昊 (中关村科技园区管理委员会主任)

摘要

段:

  我是企业家而不是经济学家,因此我想从企业家的角度谈论新的信息时代的中日合作关系。

  从70年代开始持续至今的中日经济合作关系,由日本作为牵头羊,在技术方面拉着中国经济向前发展,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可以说证实了大雁飞行方式的分工体制。但是,从90年代后期开始,这大雁飞行方式的分工体制开始显露出其极限。例如,从70年代至80年代,家电和汽车之类的产品主要以日本为主,但进入了90年代后,由于中国等国家的产品开始在这些领域里崭露头角,因此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这样的新时代里,就要求有完全不同的新的经济合作关系。我希望,你们经济产业研究所能够对日本政府做工作,从而建立起这新的经济合作关系。

  新的合作方式有4个主要课题。

  中国究竟需要什么技术?这必须在第10个五年计划中得到明确。

  1. 日本是否能够提供中国所需要的技术?
  2. 日本如何才能防止由直接投资的进展所造成的日本产业空洞化?
  3. 日本国内怎样解决就业问题?
  4. 五年计划所谋求的是信息和网络这类的技术,其意义在于直至80年代末期为止的以扩大规模为目的的经济发展转入提高技术素质的阶段。我个人认为,从目前中国在金融和其他服务行业里引进信息技术这一点来看,我们约落后于美国20年。政府、企业、家庭的网络化等与美国相比也差得很远。换句话说,在这些领域里,今后的发展潜力也很大。

  电脑的普及率也好,英特网的用户数也好,都及不上美国。利用英特网进行的电子商务也属于很低的水平。中国不可能自己解决这些问题。那么,通过和哪个国家的合作可以得到解决呢?这是指美国、欧洲、香港、台湾,还有日本。我想,其中比较具有实力和实现可能性的,大概是日本和台湾了。

  但是,按照目前为止的大雁飞行方式的技术合作是行不通的。也就是说,生产过程中的"上游"在日本进行,而"下游"则在中国进行,这样的分工体制不适应新时代的要求。我所说的"上游",不仅仅是指研究和开发,同时还包括生产设计。因此,今后商品开发和网络设计等之类"上游"的研究开发也必须在中国进行。

  四通和日本的大型制造商成立了合资公司,生产照明器具。但是,至今为止我已经多次向该制造商提议在中国当地进行生产和商品开发。例如,该制造商希望把在日本开发的灯具拿到中国来销售,每套灯具的售价高达1,000元。该公司的洗衣机售价却为900元。那么,为什么灯具的价格高于洗衣机呢?为了解决这样的矛盾,生产过程中的"上游"也必须安置在紧靠市场的地方。

  我们和美国的摩托罗拉公司也办了合资企业,他们的做法则完全不同。摩托罗拉引进新技术的实验是在美国和中国同时进行的。这样会有下述的有利之处。

  1. 美国认为中国市场和其本国市场一样重要。
  2. 从商品开发的阶段开始就能够尽早为进入中国市场确保立足之地。
  3. 将"上游"的生产过程置于最靠近用户的地方,可以确保企业的利润。

  也就是说,上述这些做法与至今为止的大雁飞行方式的合作体制有很大的不同之处。

  关于防止日本产业空洞化的问题,我认为这可以通过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合理分工得到解决。具体的分工方式可以请专家进行分析,但我觉得是能够通过国际分工来重新构筑合作关系的。今天的中国已经进入了广泛提供和应用信息技术的阶段。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相信我们是能够建立起双赢的合作关系的。

陆:

  刚才段先生从企业的角度谈了看法,而我想从中关村管理委员会这行政的角度谈谈看法。

  1999年6月5日国务院作出了以中关村作为"科技教育兴国"支柱的决定后,可以看到发生了下述的5个变化。

  1. 中央政府比以往任何时候更进一步地认识了中关村的重要性。江泽民也来视察过好几次。中关村管理委员会的委员由中国政府的官员组成,从这一点来看,我认为也说明了中央政府的高度关心。
  2. 最近,中关村在国内外引起了关注。日本的各行业也对它表示很高的关心程度。例如,继欧美企业之后,松下电器公司也在中关村设立了研究开发中心。
  3. 近年来诞生了为数众多的企业,企业家精神开始得到了弘扬。目前有2,000家以上的企业在该地区落户。
  4. 基础配套设施的完善工作正以高速度进行之中。从机场至中关村的交通时间缩短了30分钟。

  政府在中关村的发展过程中发挥了作用,但有在哪个阶段对成熟的经济采用与其相适应的产业政策,在哪个阶段要继续贯彻中国历来的渐进式改革政策,它必须考虑如何保持平衡,这一点非常困难。为了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应该需要各种政策的协调。特别是中关村与其他地区相比较,市场经济的色彩很浓。

  目前,政策的重点特别强调下述的两点:

  1. 在创造地区内的技术革新环境时,要求政府的作用带有普遍性。
  2. 地区内外部的资源相结合,促进重点技术的发展。

  此外,我希望在吸引高科技企业方面能够进一步加大力度。吸引企业前来投资的原动力,除了该地区的人力资源之外别无他物。中关村有39所大学和210家研究机构,如何有效地利用这些人力资源扶持创业,是一项重要的政策。

  配套设施和软件方面的政策上的支持和该地区在文化和思想方面的改革,这两点非常重要。我认为,受到撒克逊的硅谷文化形成的刺激,今后仍须努力使中关村的文化进一步靠近硅谷文化。

  卢森堡在西欧的经济发展中之所以重要,据说并不是所有制的改革,而在于技术革新。今天,可以说在中关村也同样发生着这样的技术革新。

  如果列举今后中关村的政策课题的话,我认为在技术方面,首先必须进一步继续实施能够确保人才和吸引新人才的政策。去年从海外回国的留学生有1,000人,其中350人自己办起了企业。但是,产业界和学校之间的合作还有一些尚未得到圆满解决的问题存在。例如,关于在技术开发方面卓有成效的教授是否能够培养出经营人才这一点上,在很多情况下其实也并非如此。

  其次,是培养企业家精神。从促进人才和企业双方发展的观点来看,我认为必须通过设立中小企业促进中心给予有力的扶持。此外,提供技术与资本之间的中介性社会体系也很重要。在提供教育和医疗环境的同时,建立起资本与技术之间的桥梁,这正成为政府非常重要的一个职能。即使在技术方面具有顶尖的水平,但如果没有和投资家之间建立起合作关系的话,就不会有创业。在这方面,建立资本市场是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在高技术的中小企业如何才能够筹集到资金这方面,需要有风险资本。中国工商银行不能够直接向中国的信息风险企业提供资金。我认为这方面的法律制度要尽快得到完善。根据美国的模式,我认为有优惠政策和解决户口问题等,而根据中关村独自的政策,我希望进一步创造奖励风险资本的环境。

  最后,谈谈今后与日本进行合作的体制问题。

  在日本关于振兴信息技术的政策中所提到的中国的作用,有下述3个方面:

  1. 作为巨大市场的中国
  2. 作为生产基地的中国
  3. 作为研究基地的中国

  若考虑以原有的经济规模进行发展,则促进销售和开拓市场这两点很重要。但在新时代里,就有必要将研究开发基地置于靠近市场的地方。此外,有效地利用信息产业推动传统产业的改革,这一点非常重要。不仅仅在信息技术方面,而且在传统产业方面,两国之间也应该进行合作。我认为有可能建立起与日本的合作体制并使之发展,前途是光明的。

提问与回答

问:

关于日本企业对中国投资的问题,经常听到说中国的法律不透明或者由于赚不到钱就必须进行再投资等情况。此外,听说技术转让也得不到效益,目前情况很艰难。是否经常听说存在着语言问题等各种障碍?

陆:

与其说法律不透明造成了问题,还不如说地方政府的政策不透明而造成了问题吧。中央政府所颁布的政策,通过媒体都能了解到,但在地方政府的场合下,确实存在着难以理解的地方。但是,日本企业在中国不赚钱,可能并不一定是因为这些问题吧。中国企业也是在同样的条件下进行营运的,获利很多的企业也为数不少。有许多企业把不赚钱归咎于政府,但我认为问题在于竞争激烈而导致效益不好。日本企业的产品性能确实很好。但是价格和性能的关系存在着问题,这也是事实。正如你们所指出的那样,中国政府面临着诸多的课题。中国政府本身也需要进行改革。中关村今后仍将努力进行改革。

段:

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移的时候,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例如,正如从中山装转为西装那样,我觉得有西装但没有领带就象征着中国所存在的问题。然而,赚不到钱一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的附加价值问题和彻底推行合理化的程度。如果像刚才我所说的日本大型制造商那样的话,赚不到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如果在同样的条件下存在着赚钱的企业和不赚钱的企业,那么这不是环境的问题,而可能是企业本身的问题了吧。

问:

刚才你们说2年之内完善风险资本的投资环境。那么,对投资的自由度、公司的创立和人员的聘用以及知识产权的保护等各种问题,将如何加以解决?

陆:

关于设立风险基金的法律若得到完善的话,我认为国内外前来投资的机会也将会增加。完善关于风险资本的法律,已经被列入了目前的改革日程之中。人才的问题,并不是具有理工背景并曾在高科技企业工作过的人好呢,还是持有MBA学位的人好这么简单。从这意义上说,我觉得中国的风险资本要达到正规的发展还需要很长的时间。目前我们已经向中央政府建议放宽限制,提高投资公司中外资的持股比例。这样做的话,就有必要从国外引进经验丰富的风险资本。此外,我想中国也应该试验性地自行创建风险资本,边尝试边摸索,这一点很重要。

问:

中国是否在研究取消限制资本收益带出国外的规定?

陆:

这个问题尚未得到解决。

段:

如果是企业的利润,即使现在带出国外也没有问题。而且,在目前的中国不能上市,但如果在海外或香港以及纳斯达克等地方上市的话,作为外资就能够回收资金。

问:

风险企业的自由经济环境和共产党的一党专政的政治环境没有矛盾吗?

陆:

政治和经济相互影响,这是事实。但是,除了信息技术之外,其他的经济也在整体上和政治有着密切的关系。如果注目于信息领域的话,我想台湾的新竹和中关村并没有发生这样的矛盾。经济发展和与政治体制的关系,存在着如亨廷顿所说的那种情况。但是,文化的问题很重要。可以充分理解撒克塞尼安的研究说指出的文化的重要性。在这意义上,我认为目前的中关村比起她所说的128号路径来,更接近于硅谷文化。不过,目前的中关村存在着两个致命弱点。一个是还远远没有形成既奖励承受风险也容忍失败的文化。我周围的人们,还有一旦事业失败后就难于在众人面前出现的情况。第二个是还没有确立靠脑子和技术赚钱的文化。

段:

我认为你们所指出的问题很重要。20年来私营企业的发展和经济发展对政治体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今后的网络时代里,这样的新文化必然会对政府产生重大的影响吧。中关村文化的发展将会促进中国的政治文化改革。从历史角度来看,该地区至今已经给中国带来了很大的影响。这是因为这里是五四运动等中国改革的发源地的缘故。因此,中关村文化的发展必然会和中国今后的改革发生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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