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研讨会

“制度变迁中的日本经济:对中国转轨的启示”

完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的几点关键所在

林毅夫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比较》编委)

  因为晚了一点,青木教授的发言我没有听到,所以我不敢对青木教授枉加评论。我知道青木教授长期以来用制度分析的方式来研究日本的问题,而且青木教授也是一个比较乐观的人,对日本的经济发展很有信心的学者,从某种角度来看的话,我个人大概也属于这个类型。从1987年回国后,做了不少研究,但用一个比较大的分类来讲,我想我做的研究不管在农业方面、不管是在国有企业,还是经管方面,都跟制度有关。

  我们都知道,中国在今年10月份要有一个十六届三中全会,谈的就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善本身也是一个制度变革,所以我想在以下20分钟的时间里面,用这种制度分析的方式,以比较乐观的心态来看待中国怎么样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刚才荣敬本老师把制度分析的方法作了一个很准确的、很精要的统计,他谈到制度分析有五个特征:一个是制度内生性;一个是发现制度的变动本身并不是一张白纸,随便来画,它实际上是路径依赖;第三个谈到的制度安排本身,它是在整个制度结构中,跟其他制度安排相互依赖,也就是我们没有办法简单地拿一个制度安排,来说这个制度安排是有效还是没效。一个制度安排有效、没效必须放在制度结构来看,看他跟其他制度结构中其他方面的配合,才能说它是有效、没效;第四个他说信息引导,主要是说我们作为学者、知识分子,对一个社会的制度的变革能起什么作用,让大家做到:在做制度内生选择的时候,很重要地就是说,我们可以对变革的制度中的问题做出分析,对第三国的制度,我们可以借鉴等等;那么最后呢,制度变革本身,单纯靠市场一定不完整,单纯靠市场内生一定不完整,因为制度本身是一个公共产品。我觉得这五个方面总结得非常好,我这几年基本也是主张这样。

  那么,从这种角度来看的话,怎么样来看中国的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如果说,要谈怎们样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那么从路径依赖跟制度内生性来说的话,制度相互配套的话,就必须了解,我们现在到底是什么问题。可是现在的问题很多都是过去沿袭过来的,下边我想简单回顾一下。当然,各位有些都听过好多次了。

  也就是说,中国的所谓过去的传统体制,他到底内生于什么东西。传统的看法是认为我们照搬苏联的经验,我们受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我们在研究中国具体情景的基础上上,提出了一个不同的看法。我们认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没有因为它是社会主义国家,而是因为它在一个资金稀缺的发展中国家去建立一套不符合我们比较优势的重工业体系。这种不符合比较优势的这些产业当中的企业是没有办法生存的。那么国家把他建立起来的话,依靠一套行政的手段,包括价格的扭曲、给他的投资是廉价的、给他的原材料的价格是廉价的等等,也就是我们看到的计划体制了。那么这个制度安排,其实并不是只在社会主义国家是这样子,在50年代二次大战以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也采用过这套制度安排,因为他们当时都有一个共同愿望,就是赶快赶上发达国家。而赶上发达国家的标志性的,在那个时代里所看到的,就形成了产业重工业。我们到中南美洲、到非洲去看,随着国家干涉的不同,大小会有不同,但是体制的本质没有什么不同,这套体制有他的好处就是说,能够很好地动员各方面的资金、物质,建立一些重工业体系。所以我们在1979年开始改革的时候,这并不是中国开始的,其实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以及一些前社会主义国家也都是在70、80年代开始改革的。

  改革基本上有两种路径,一种是中国所提出的、渐进式、双轨制的,一种是休克式,东欧式的。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后,一些发展中国家,在传统体制内,由于政府很多对价格信号、对资源配置的干预,然后建立一些产业都没有经济效益,所以就产生了很多经济危机。那么在如何解决经济危机上面,当时的学术界的认识是说,应该把各种扭曲一次性地消除掉。华盛顿共识本身就是这样一个蓝图,中国在80年代开始这套渐进式改革没有受到华盛顿共识影响。基本上在80年代后,中国所取得的绩效是非常好的,经济增长平均起来达到9%,但是在国际上的学术界,我参加的国际学术会上面,不以为中国经济增长最快,那时候没有肯定我们的渐进式的双轨制,认为绝大多数的双轨制是最糟糕的,比计划体制更差、比市场体制更差,这是当时的共识。

  又过了十多年,基本上,苏联、东欧休克式疗法的改革方式并没有产生原来预期的改革绩效。最近,世行对苏联、东欧出了一本书,就是10年改革的回顾,我们从那里面的回顾里面看到,最好的国家是波兰。波兰的GDP只比1990年多了44%,还有很多国家,它经过10年改革,GDP比1990年低,比如像俄国,低了40%,只有原来的60%,还有更差的。那么,在改革的方式上,按照休克疗法,或是华盛顿共识的改革没有取得成功,不仅是在前苏联和东欧国家是如此,几乎在所有的其他发展中国家也出现同样的情形,最近世行的一个前经济学家,它写了一篇文章叫the Lost Decades,刚刚青木教授已经说“lost decade”,拿日本就是10年了,那么他看其他发展中国家就是the lost decades ,也就是说20年,因为是从80年代初按照华盛顿共识进行改革的发展中国家发现,其原先的经济增长速度是2.5%,但是80、90年代其平均经济增长速度是0%,比原来还差。

  令人惊讶的是,为什么说当时的学术界对社会主义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改革竟然有这样一种共识,但是推行效果却很差。我觉得最主要的是他们在推行制度改革的时候,没有进行真正的制度分析,没有把制度作为一个内生因素来分析。社会主义国家或是很多发展中国家,对于市场那么多的干预,并不是完全外生性的,因为国家要去扶持那些在竞争市场中没有生存能力的企业,所以它必须干预。当然效果是很差的。可是你要改革的时候他又要维持那样多的企业在那个地方,除非是很小的国家,像洪都拉斯,不像小的国家能动员的资源也很少,所以一放开,不管理的话,其他有效率的企业就发展起来,效果还不错。对大多数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来说,那些没有生存能力的企业是非常多的,占有许多劳动力的企业要它死的话,就会带来许多社会政治问题,如果政治部门变成社会紊乱,政府即使把企业私有化,像苏联、东欧的办法,国家还是必须给它继续的补贴。对于那些大型国有企业私有化以后,政府给的补贴不仅没有减少,而且比没有私有化以前还要多。1993、1994年我当时就做了理论上的预断,现在有太多的经验证实了这样的预断是正确的。

  在这样的状况的比较下,我们来回顾中国的双轨制的改革,其实就已经预计到,完全没有自身能力的企业,基于两个原因:一是为社会稳定你不可能让它破产;二是在经济中国家认为它还是很重要的企业,国家还不愿意让它死,还认为它是现代化所需要的。在这种状况下,用双轨制,国家保持对原有国有企业管理上的控制,放开对符合经济比较优势的中小企业发展,这样的双轨制。世界银行的《转轨10年的经验教训》一书,正式把这种双轨制肯定了,在独联体经济衰退比较少的国家中就是用双轨制,国家对原来的国有大型企业还是控制还是管理的,放开了让那些有竞争力的大部分中小企业,其他那些一下子放开抛掉的国家表现得都很差。比如波兰,基本没有私有化,或者与中国比较像,私有化非常慢。

  但这种双轨制从制度分析的角度看也是有问题的。对原来没有自身能力的企业双轨制就必然出现两种体制的摩擦和不配套,既有国家控制的企业也有对银行的干预,同时压制了符合比较优势的企业的发展、对利率的干预、对贷款的干预,有产权明晰、有个人利润动机方面的。因此会出现改革中看到的一系列问题:银行的呆坏帐、贪污腐化、地区收入差距、人均收入差距等等。因此我们必须改革,必须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

  作为学者,要完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我提出三点:

  第一,必须以国有企业的改革为着力点。因为改革过程当中出现那么多问题是因为国有企业没有自身能力,在真正的市场经济中是不能存活的。

  第二,必须以金融改革为突破口。中国要持续发展的话,金融改革是重要的,但是最后的落脚点是政府职能改革。国有企业改革作为着力点,我们谈的最多的是公司治理结构,是产权明晰,这方面我认为是需要的,但并不能解决我们是一个资本稀缺的国家,他是资本密集型产业,得要改革开放,让外国的产品能够进来,但对于外国的有比较优势的产品怎么竞争?他就不能盈利,又不能让它破产,只能继续保护,这样向市场经济改革就不能真正的完成,而且国家必须给这些企业不断的保护与补贴,任何公司治理改革都无效。即使是私有化、即使是上市,在其他发展中国家,包括在韩国,只要你觉得它是战略性产业,任何公司治理的改革,不管是一股独大,家族控股,其实都是企业自身能力的问题。如果真是要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我们就应该想方设法来解决国有企业的自身能力的问题,必须按照国有企业的产品特性,如果国防上必须要,当然就排到国防预算上,任何国家都这样。如果它不是国防上很敏感,有很大的国内市场,可以用市场的方式,用外国资金生产产品做的方式,那么大家就要转产。我觉得党的十六大在这一点上要更为明确。这几年改革从第十个五年计划,只有提高了自身能力以后,公司治理和产权明晰的改革才能真正提高效率。

  在改革的过程中我们必须维持增长,让我们有自身能力的企业得到最好的发展,不要害怕,这里也有市场准入的问题,但在逐渐减少干预。另一方面怎么样提供资金,真正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是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在产业里绝大多数是中小企业,所以金融改革要围绕着既有自身能力,非常有竞争力的,能够创造大量就业岗位,在国内、国际市场他的产品有竞争能力,金融就应该提供资金给他们。那么,金融机构改革非常重要,我们现在的问题是大国有银行的呆坏帐问题,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改进金融机构,这包括中小银行和中小金融机构的发展,为中小企业提供融资。

  最后,所有的都要落实到政府的职能,要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府的职能就要恢复到一般市场的功能。原来对资源的直接配置和经济的干预应该小心点,当然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并不是说一天完成,就完全不管,完全不管就回到“休克疗法”。总的来讲,我比较有信心的,我们回顾这二十几年的改革,即使说在理论上没有很清晰的分析,中国政府以及社会各界基本上还是比较实事求是的,出台的改革措施,经济问题背后的政策是按照经济逻辑来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