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应经济全球化形势，推进亚洲区域经济合作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哥伦比亚大学教授）
能来这里与会，我真的是感到荣幸。今天上午，我想谈谈一体化的几个不同侧面，其中要讲到金融市场和贸易的一体化，也要说说一体化的经济和政治含义。我想把我们的主题放到更广阔的背景下来讨论，这一背景就是，在过去的10-12年里，世界上出现了一些新的发展趋势。我以为，只有在这样的背景下，才能理解亚洲经济一体化的作用，才能知道如何去设计这种一体化。无疑，最为重要的事件可能就是冷战的结束，它导致了唯一的超级军事大国的出现。当然，这种单一的军事力量并不能必然地转化为具有统治地位的经济力量，但是，在军事存在和政治及经济领域之间，明显存在着重要的相互关系。
不幸的是，目前世界的发展趋势，并不一定对全球的政治和经济稳定最为有利，我在下面要谈到这一点。尽管已经取得了许多进展，我们仍然有必要强调，亚洲应该进行更紧密的经济一体化，这是我要论述的主题之一。冷战结束后，最为重要的发展趋势就是，美国的影响在不断增强，它有时被称之为美国例外主义，近来则被叫做美国单边主义。当美国提出自己对政治现实的看法，并且借助自己的全球政治领导地位，在一些政治和经济问题上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时，人们就是这样不断称呼美国的。在亚洲，在1997-1998年间的经济危机中，这种情形也出现过。美国财政部拒绝建立亚洲货币基金组织的倡议，就是最为明显的一例。在我看来，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倡议。亚洲货币基金组织不仅能为本地区提供长期的金融稳定，这一点我在后边还要谈到；而且在短期内也能使亚洲比实际上更快地摆脱危机。毫无疑问，那些解决危机的政策加剧了危机。
美国在国际经济组织中的统治地位使得问题变得更加严重了。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例，按照常规，它总是由一个欧洲人来领导。尽管出现过非常可靠的亚洲候选人，尽管它是一个全球性国际机构，但人们普遍意识到，对最佳人选的寻找，却不是全球性的，明显地局限于欧洲。虽然IMF当今的业务主要是在发展中国家，但竟没有人提到过，应该选择那些具有发展中国家经验的人来领导这一机构，这实际上是具有讽刺意味的。这就好象，选一个从来没有见过汽车的人来领导汽车公司。由此产生的问题不仅在于，这些国际经济机构把美国的利益置于全球利益之上，而且，它们还推出了一种特定的市场经济观念，人们有时候将之称做昂格鲁萨克逊——美利坚式的市场经济，或者市场原教旨主义。人们对这种市场观提出了越来越多的疑问，在这方面，最近有许多例证。在东亚经济危机中，许多人谈论亚洲企业应该使用美国式会计制度，现在，在出现了安然和安达信丑闻之后，应该换一个角度来看待这些讨论了。但是，我认为，有一点人们还没有充份认识到，那就是这些丑闻后面深藏着的虚伪。
我在这里只讲一两个小故事。1993-94年间，我在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工作。当时，独立的会计委员会（FASBI）建议修改与股票期权（与经理红利相连的期权）相关的会计准则。一些公司试图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给高级管理人员发股票期权，就好比是印钞票，从天上掉下来的，没有成本。作为经济学家，我们知道，你不可能无成本经营，无中不能生有。如果你给了经理层某种有价值的东西，它必定来自某个地方，会计制度理应清楚地告诉我们，它来自何方。股票期权意味着其他现有股东的所有权被稀释。反对股票期权的人提出的最为有力的观点应该受到极大的欢迎。这种观点认为，如果股东知道其股本被稀释的程度，即股票期权的价值，比如说，相当于股票价值的5%、10%或者15%，那么股票价格就会下跌。也就是说，如果人们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他们就会低估股票的价值。我认为，这一观点完全正确。一个市场经济要想运转良好，就必须提供信息，如果提供的是错误信息，那就是发出糟糕的信号，其结果就是差劲的资源配置。就像我们在上个世纪90年代末看到的那样，股票市场出现泡沫，资源出现错误配置，结果导致我们目前的经济衰退。所有这些问题，都引起我极大的关注。因为，它们所展现的正是信息经济学的一部分，它们突出地表明，良好的信息体系是多么的重要。
那些批评FASBI建议的人说，股票期权的价值难以评估。这当然是对的，但是，价值评估的任何一个方面都不容易。评估贬值也很难，我们用于评估贬值的准则就极为粗糙。相较而言，用于评估股票期权价值的方法要准确的多。而且，事实上，我们顾问委员会设计出了一种公式，它可以估算出股票期权价值的底线。换句话说，不论如何，以往使用的把股票期权价值设定为零的会计准则显然是错误的。比这种准则好的多的方法有不少。
这一故事还展现了美国式资本主义的裙带关系。美国财政部和商业部的官员们，在1997-98的东亚危机中，对裙带资本主义大加批评。同样正是这些人，现在则展示出了美国式的裙带资本主义。他们在华尔街和硅谷的朋友们要求他们帮忙，华尔街和硅谷找鲁宾，找财政部，施加压力。美国政府则通过财政部和商业部，给FASBI施加压力，要求改变规则。你们整天听到他们说，独立机构，建立独立机构，是多么的重要。结果，本来应该是独立的会计委员会的FASBI，在政治干预面前屈服了，让步了。如果它能顶住压力，坚持独立的会计准则，安然和安达信出现的许多问题，可能就会得以避免。
再给你们说一个小笑话。美国证券和交易委员会对上述问题了如指掌，曾专门成立了一个委员会来研究新经济中的价值评估问题。我也参加了这个委员会，它的成员不多，肯•雷就是其中之一，你们许多人现在都知道，他是安然的当家人。雷和其他许多成员都认为，应该让市场自己照料自己，不需要政府进行更多的干预。当然，市场的确最终照料了自己，但它同时却造成了巨大的破坏。
所有这些小插曲，都是为了说明我的一个主要观点，即，美国起主导作用的国际经济组织，一直被用来推行一种特定的市场经济观，即美国模式，我认为它有许多弊病。应该说，存在着不同的选择，例如瑞典，它在推动新经济的发展和技术革新方面，做得像美国一样成功，但更为透明，更少受到裙带资本主义的影响。人们指出，至少在这两点上，它强过美国。我强调这些，是因为我希望看到，亚洲通过一体化，推出一种与美国模式不同的替代选择。
不应忘记，目前的国际机构框架是在二战后建立的，那时，现在的许多新兴市场还是殖民地，国际金融体系与今天的世界大为不同，贸易也要小得多。从那以后，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的崛起，新兴市场的相对发展，就是这些变化的一部分。这使得建立新的国际经济体系变得日益重要了。而且，人们越来越多地注意到，在现有的全球经济体系中，存在着一些重要的缺陷。我在这里只提三个方面：南北贸易关系中的不平等；全球金融体系的不稳定；全球金融体系中的不平等。
就全球金融体系的不稳定而言，在过去的25年里，大约有80-100个国家出现过金融危机。这些危机变得更为经常、更为加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创立，就是为了在经济衰退时推行推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但是，它在日本面临经济衰退时，推动日本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而在第三世界遇到同样的衰退时，则始终要求它们实行紧缩政策。我在世界各地旅行时，不断有人问我：为什么存在这种不一致？去年秋天，在美国，这种不一致变得特别的明显。美国人一方面在争论，用什么样的经济刺激方案来对付美国的衰退；另一方面，则告诉拉美国家，遇到经济衰退时，必须大力实行紧缩政策。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我们需要一种新的眼光，需要在共同的社会公平和全球团结观念基础上，达成更广泛的全球共识。
现在我要谈谈今天的主题——一体化，之所以说上面这些话，是因为在我看来，一体化不应被视为一种目的，而应被看成是可以进行设计的一种手段，籍此可以提高生活水准，增加社会公正性，并实现更大程度的经济和政治稳定。一体化的发展可以使其成为实现上述目标的重要手段。当我们思考亚洲经济一体化时，我们必须想到这些目标。我认为，亚洲一体化的加深会强化亚洲的市场观念，这种观念可以被视为一种对抗美国统治地位的力量，它可以减少人们对美国式经济观念的依赖，并帮助人们实现上述各个目标。人们经常把美国的模式称为市场原教旨主义，或者美国式的资本主义（这一观点其实并没有真正描述资本主义在美国的发展）。
在剩余的时间里。我想讲两个问题，一是金融，二是贸易。我要先说说国际储备体系的弊病，在我看来，它们很严重，除非得到解决，否则将导致我刚才所说的持续的国际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我说过，这一储备体系已经带来了众多的不稳定。在汇率体系上，出现过巨大的变化，这不仅影响了小国，也波及了主要的货币体系。如日元兑美元，从106元下降到80，又回升到130-140，再降到现在的水平。欧元与美元的汇率也出现了浮动。汇率的波动本身就对国际储备体系带来了很大的压力。许多人相信，泰国出现危机的主要原因就是，它所面对的主要汇率体系出现了巨大波动。
其结果使得许多国家不得不保持大量的储备金。当代的常规理论认为，一国的储备金应该相当于其以美元计算的短期债务。这意味着，借的短期债务越多，储备金应该留的越多。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储备金应该依据变动性，至少保存相当于4个月、6个月或8个月进口额的数量。所以，对那些赤贫国家而言，极大的变动性使得保存大量储备金变得越来越重要。这些储备金的机会成本很高。一般来说，储备金是以美国国库券的形式保存的。现在，美国的国库券利率是1.75%。对大部份发展中国家来说，机会成本是巨大的。如果它们把钱投资于本国，它们大概可以获得10%-20%的实际回报。这样看来，它们把钱留做储备金，代价极大。这些代价也是我们全球储备体系的实际成本的一部分。我过去说过，这些成本绝大部份是由贫穷国家来承担的。美国实际上从这种体系里获益。由于其他国家需要美国的国库券做为储备金，这使得美国能够以更优惠的条件得到资本。
让我们来举个例子，我认为，从宏观经济的角度看，这个例子突显了问题的严重性。让我们设想有这样一个穷国，比如说在非洲，那里有一个公司决定从一家美国银行借一个亿美金，利率是18%。该穷国因此必须拿出一个亿美金作为储备金，以美国国库券的形式保存，并赚取1.75%的利息。从宏观的角度看，该国从美国借了一个亿，又借给美国一个亿，因此，没有现金流动，没有资源流动。它借给美国的钱赚了1.75%，从美国借来的钱要付18%的利息。美国从交易中赚到了净利润大约1600万美金。现在，你就明白了，为什么美国的财政部如此认可当前的金融体系。那里的官员信奉资本的自由流动，认为维持目前的金融体系，美国的公司和美国经济能从中获益。但是，很难看出这一金融体系会对我们上面说的那个非洲国家的发展有什么促进作用，实际上，统计数字已经证实了这一点。
换一个角度看，你会发现目前的金融体系还有另外一个独特方面。理论告诉我们，富国应该向穷国输出资本。但是，在现有的金融体系下，实际上是穷国在向富国输出资本。如果你观察当前的所有资本流动，不仅是外商直接投资，而是所有的资本流动，资本的净流动是从不发达国家向发达国家流动。从这个角度来看，你就能理解为什么发达国家需要帮助（美国现在特别需要帮助），但是，很难看出这种状况如何能够帮助发展中国家。正相反，那些需要投资、需要增长的穷国才需要借钱，才需要超支生活，因为它们在投资。但是，环顾世界，哪个国家在用透支的方式生活？这就是美国，它的贸易赤字将近4500亿美金。我们的全球储备体系允许（人们也可以论证说，实际上是迫使）美国这样做，它年复一年地进行透支性消费。美国的收入全球最高，而世界却说“比这消费得更多些吧”。如果有人从火星上观察这个金融体系，就会发现，它非常非常独特。
此外，全球储备体系还有一种通货紧缩的倾向。为什么这么说呢？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每年不得不把收入的一部分放到储备金之中。现在，全球大约有2万亿美元的储备，每年还增加大约1000到2000亿美元。这意味着什么？这笔钱不能消费，不能创造出进一步的需求，这就导致全球经济趋于紧缩状态。在目前的经济衰退中，这一紧缩变得很明显，而且，它通常只能靠美国消费者的高消费来加以抵消。
这一体系还有极强的不稳定倾向。赘述一下国际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就可以知道其原因了。这一理论认为，盈余的总和等于赤字的总和，贸易顺差的总和等于贸易逆差的总和。如果某人出口多于他人，必定有某人进口多于他人，这是一个简单的算术问题。这意味着，如果少数国家，如中国和日本，持续地获得盈余，那么，世界其他地方作为一个整体，必定出现赤字。
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之时，凯因斯就认识到了这一点。当时，在地区性讨论中，很多人谈到应惩罚那些盈余国家，因为它们导致了赤字。盈余国家之所以导致赤字，是因为，如果一方面有盈余，另一方面就必定有赤字。但是，不知为什么，这一观点被遗弃了。今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只关注赤字。可是，只要存在盈余，赤字就不会消失。赤字就像是棘手的烫山芋。韩国出现过赤字，后来它变得很大，导致了危机。韩国政府随之采取措施，消除了赤字。但是，这是否意味着赤字从整个体系中消失了呢？没有，从算术的角度说，没有消失，它必定在其他某个地方出现，某个国家会出现赤字。这次可能是巴西，现在巴西的赤字遭透了。算术告诉我们，如果某人有盈余，另外某个人必定有赤字。现在轮到巴西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开始给巴西上课，“你们有赤字，这将会导致危机”。结果，发生了什么事情？巴西出现了危机。然后，巴西摆脱了赤字，赤字跑到了体系内的其他某个地方。因此，可以说，危机是全球储备体系所固有的。
有一种安排可以替代现有的制度，它包括全球储备保险，即一种全球货币，它实际上会增加流动性，消除现有体系的通货紧缩趋势，而又不会导致通货膨胀。实际上，这一新制度的原则已经为人们所接受，这就是特别提款权（SDR）。特别提款权是这样一种基金，当某个国家最终用光了其储备金时，它可以使用这一基金。但是，这种特别提款权制度只是偶而使用。现在需要做的是，使它成为一种经常性的制度安排。这一制度的优点在于，它可以同时提供多种功能。既可以消除通货紧缩的趋势，又可以帮助实现全球金融稳定，还可以为包括发展在内的全球公共品提供资金，人们估计这些公共品需要额外资金约500亿美元。现有的经济安排还有这样一个问题，即，一个国家可以把整个全球经济体系扣做人质。
我们可以设想，这一安排以俱乐部的形式出现，在这个俱乐部里，每个成员都同意向其他成员提供援助，其数额相当于其储备金。一旦我们把它设想为俱乐部，我们就能想像出，如何设计出一种框架，使得每个人都愿意加入这个俱乐部。该俱乐部可能只同意保存成员国的储备金，这样一来，就会迫使每个人都要求加入。
我之所以谈这么多，是因为上面所说的实际上是创立亚洲金融体系倡议的前奏。正如我在前面所说，我认为，1997-98年提出的建立亚洲货币基金组织的倡议非常好。很遗憾，它被美国财政部封杀了。在我看来，作为现有制度扩展的亚洲金融体系，可以成为我们上面所讨论的新型全球金融体制确立的基础，而且是一个特别好的基础。从这里起步，我们可以建立一个新的全球体系。因为，亚洲国家已经有了大量的储备，它们可以共享彼此的储备金，它们不需要建立固定汇率制度。它们还可以互相监督，换句话说，不需要那种根据第四磋商条款（Article IV consultations）而形成的监督机制。在这方面，新体制要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现有的监督机制好得多，因为亚洲各国不仅彼此对其他国家的独特制度特点有着更多的了解，而且，它们的经济视野也要比IMF通常借助第四磋商条款所达成的更为广阔。简而言之，新的监督机制将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其目标更为广阔，所使用的经济模式也与众不同。我相信，这种新型机构的确立，在促进民主方面，也有某些价值。这是因为，我以为，那种认为在经济制度上存在着不同选择的观点极为重要，有时候，人们把这种观点称之为竞争性多元主义。我认为，亚洲开发银行所倡导的竞争性多元主义准则，在支持民主，在支持思想的自由竞争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在相互的依赖性不断增强的情况下，考虑一下相互援助的动机，也是很有意义的。例如，美国成功地向包括德国在内的IMF的其他成员国施加了压力，使之同意援助墨西哥；但是，在泰国出现危机时，它却没有帮多大忙。这是因为，在墨西哥的危机中，美国意识到自身的巨大利益受到了威胁；而当泰国出现危机时，它却公开表示，那里的危机不会导致太大的经济后果，不值得给予同样水平的援助。在我看来，有了亚洲金融体系，就会抵消这一类的特殊对待思维，这种思维一直统治着国际金融机构。我现在来谈谈第二个领域，贸易安排问题。在这一方面，出现的最为重要的变化就是，我们必须认识到，中国在全球经济和地区经济中的作用增大了，它会改变既有的全球比较优势模式，而且，日本的效率优势也不大可能足以抵消在工资上的差别。在未来几十年里，东亚所有国家，实际上，全球所有国家，都会在不断地努力接受中国的崛起所带的影响，接受它对全球经济模式的影响。我以为，影响之一就是，它会增强非贸易经济部门的作用，特别是服务业的作用，许多人都意识到了这一点。这一点很值得强调，因为，环顾全球，回顾19世纪，你就会发现，在经济关系中曾经出现过一场巨大的变革。在19世纪，农业是经济的基础。60%以上的人口在农业部门工作，在某些国家，比例可能达到80%。在过去的一个半世纪里，农业部门发生了什么变化？今天，在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农业人口可能只占3%。极少的人，人口的3%或4%，种的粮食足以养活每一个人，不仅如此，实际上，还有剩余。农业生产率出现了巨大增长，如传统理论所说，它把资源释放到了]制造业部门，因此，在20世纪，制造业出现了巨大增长。基于制造业的出口，成为日本经济和其他东亚经济体取得成功的基础。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如同一个世纪前农业时代的终结一样，制造业时代的终结可能正在到来。当然，农业时代的终结并不意味着农业不重要了，它还是很重要，显然，没有粮食，我们不可能生存。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经济人口中只有极小的比例在从事这种重要商品的生产。
同样的道理，制造业生产率的巨大增长意味着，从事制造业生产的人口，也在不断减少。
看一下那些成功的和不成功的经济体的统计数字，这一重组过程就会一目了然了。它至少告诉我们，存在着这样的可能性，即，使成功国家与不成功国家得以相互区别的是，它们对新经济接受的程度，特别是它们对服务业接受的程度。
有这样一个笑话，记得大概十年前，我在中国旅行时，访问了一家工厂，它所在的地区那时正在积极发展旅游业，我们看到一幅巨型标语，翻译告诉我，上面的中文字意思是说，“牢记第三产业”。自此，我一直都没有忘掉第三产业。服务业的重要性，我们的确应该谨记在心。
我想给你们一些数字，看看不同经济体之间的差别。在今日的美国，大约78%的经济人口，也就是说，劳动力中每五个人中大约有四个，从事于服务业。而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这一数字是75%。在欧洲大陆比较富于创新的地区，英国、丹麦和荷兰，这一数字小些，大约为72%。但是，它们也在过去的十年里有了极大的增长。在那些创新少一些、停滞多一些的国家，法国、德国和意大利，这一数字更小些，大约为65%。日本现在的数字为62.5%。在发达国家中，其服务部门最小。如果我们依据随意的经验事实来看这一问题，我们就会发现，新经济的之所以能取得成功，向服务业的转移，至少起了部份作用。一些国家，如日本，还没有完全接受新经济。这一点很重要，如果我的判断是正确的，中国在制造业中的作用会越来越重要，它拥有低工资和高生产率，能够得到资本，又富有企业家精神，将成为制造业中的统治力量。这意味着，其他经济体，包括日本经济在内，必须去适应这一点，加强非贸易部门就是这种适应的一部分。当然，它也意味着，必须摆脱那些由于其他扭曲所带来的累赘，包括与农业相关的负担。我相信，经济一体化能加速经济结构的转化。有人提出过这样一个论点，经济一体化所带来的挑战，加上其他一些因素，在某些国家促进了结构转变，在另一些国家则强化了现有的结构。我认为，实际上，与更为全球性的经济一体化相比，亚洲经济一体化更有可能取得成功。 我之所以强调这一点，是因为一些人，如加哥迪什•巴格瓦蒂，强烈主张各国应该努力创立一个全球贸易体系，而不应该把世界分割成不同的地区，如已经建立的北美自由贸易区，以及拟议中的南美经济合作区（Mercosur）和亚洲经济一体化。我必须说，问题是，在全球的层次上，成功的希望非常有限。这种有限性体现在几个方面。我在开始的时候提到过，人们意识到全球贸易体系中存在着不平等，意识到八年前为之欢欣鼓舞的成就——乌拉圭回合谈判，现在受到了极大的置疑。人们现在认识到，实际上，乌拉圭回合谈判在许多方面都是不公正的。它提出的知识产权制度是不均衡和不全面的，提出的与贸易相关的投资评估体制也是不均衡和不全面的。乌拉圭回合谈判增加了南北方的不平等。正因为如此，去年11月在多哈，各国达成一致，开始新一轮贸易谈判，即多哈回合谈判。它将被称为发展回合，这明确地提醒人们，多哈回合之目的在于改变南北方之间的不均衡状态。
但是，我必须说，同你们一样，我对这一贸易谈判回合取得成功的可能性，也极为悲观。已经进行了无数的谈判，而这种艰难的讨价还价，只是把一少部份问题纳入到了谈判议程。如果确定谈判的内容都如此艰难，可以想见，要想取得真正的进展会有多么难。有一个例子极为清楚地表明了艰难的程度。美国的贸易谈判代表从多哈回去后，必须在国会作证，在谈到大多数人们认为极为关键的问题时，这位代表说给国会听的，与他在多哈所讲的，似乎有极大的差别。显然，他是想取悦于两组不同的听众。在多哈，他想说服发展中国家向前走；在国会，他想说服议员们认可他在做的事情。但是，全球化的一个特点就是，你很难在两个不同的场合发表两个不同的讲话，而又不被人们发现。结果导致怀疑主义盛行。无疑，美国在钢铁问题上采取的行动，无法表明它在大规模地开放贸易。无疑，美国国会采取行动，创记录地增加农业补贴，使之超过了乌拉圭回合时期，无法让人感到非常乐观。无疑，美国为了回报巴基斯坦的帮助，先是答应给其纺织品以市场准入，后又食言，无法使人抱有太大的希望。
总之，我认为，就全球层次而言，要想取得重大的进展，还有许多严重的障碍，我不在此赘述。我也认为，在北美这一地区层次上，要想取得进展，也有着重大的障碍。但是，我的确以为，亚洲可以从贸易中得到的益处，可以从分享金融财富、分享巨大的储备中得到的益处，使其更有可能在经济一体化上取得进展。在我看来，这种推动经济一体化的立场，似乎可以使亚洲在与美国谈判时采取一致的立场。但是，我要说，更为重要的是，这种一体化将超越狭隘的利益，在更大的范围内，推动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我乐意看到，亚洲采取单边行动，如向穷国降低关税和增加配额。你们许多人可能知道，欧洲实施了一个极为重要的倡议，叫做除了武器以外的一切。它们在除了武器以外的所有领域内，向世界上最穷的国家（大约43个）开放市场。当然，由于欧洲国家保持了农业补贴，这一倡议更为人熟知的名字是，除了农业以外的一切。扩展欧洲的做法，使之包括农业，这一基本原则则是亚洲在进行经济一体化时，可以提出的一个重大的倡议。藉此，亚洲可以向世人展示北美所缺乏的那种领导风范。我想，这将有助于改善亚洲对日本的看法，有助于增加全球的稳定性。这样做将是正确的，它可以为美国和其他国家树立良好的样板，与此同时，它还会增加全球的社会公正性。
总之，我认为，亚洲有着极大的潜能，在贸易和金融领域进一步推动经济一体化。我认为，这一议程不仅有益于本地区的经济，也将有利于本地区乃至整个世界的政治和经济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