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望亚洲经济一体化的前景：如何从政治、经济两方面推动其发展？
在4月23日下午进行的题为“展望：如何从政治、経済两方面推动亚洲经济一体化的发展？”的分组会上，与会者们认为，亚洲经济实际上正日趋一体化，应该进一步加快和加深，这样，不仅亚洲地区将从中受益，还会补充全球自由化的进程。在谈到制度的一体化应该如何进行的问题时，人们存在不同的看法，仍然有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一些人甚至表示了疑问，指出制度一体化缺乏明确的最终目标，并且，在日本和亚洲其他地方，还存在政治上的障碍和困难。
一体化的推动力
经济产业研究所客座研究员、经济产业省东北亚室室长津上俊哉认为，在经济实际上不断一体化的过程中，必须建立一种制度框架，以避免由于一体化集中于特定的领域而可能出现的不必要的扭曲。
许多与会者都提到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和东亚不断出现自由贸易区这两个方面，认为东亚现在出现了加强一体化的动力。
上海外贸学院副院长和上海WTO研究中心副主任刘光溪指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为东亚经济的地区化提供了新的契机。”
经济产业研究所教职研究员、庆应义塾大学教授添谷芳秀认为，中国愿意加入地区一体化，华盛顿对此又不持异议，这使得该地区经济一体化获得了动力。他指出，“中国根据其经济影响来制定地区政策，这一战略从根本上影响了推动地区发展的三大潜流——经济、安全和民主化”。
经济产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布鲁金斯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宗像直子指出，华盛顿对亚洲一体化的态度出现了积极的变化。她讲到，“直到不久前，美国人对东亚一体化倡议的本能反应是，如果它排斥其他地区，那么，这种一体化就是不好的”。但是，现任的美国政府对东亚地区的一体化，却出现了一种不同的态度。美国贸易谈判代表鲍勃佐尔利克在谈到东盟与日本、韩国和中国的自由贸易区时，曾做过积极评价。她谈到，“从更为根本上说，我认为，在帮助东亚变得更为成熟、更为一体化方面，美国有着明显的利益所在，无论美国是否包括在这种一体化之内”。
添谷芳秀对美国的态度做了更为积极的评价。他认为，美国往往对任何影响美国在亚洲霸权的举动，都持消极态度，现在则似乎“乐意见到亚洲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而且并不一定要表现出忧虑或试图找到自己的位置”。
自由贸易区和贸易自由化
亚洲地区现在出现了一系列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倡议，人们普遍认为，这反应了亚洲各经济体谋求地区一体化的愿望。但是，尽管一些与会者视自由贸易协定为迈向贸易自由化并最终实现地区一体化的重要一步，另一些与会者则对此抱有极大的怀疑。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教授倡议，东亚四个主要经济体——中国大陆、日本、南韩和香港之间应该建立自由贸易区，因为它们加起来占世界人口的24%和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26%。经过一段中长期的发展后，中国将与其他亚洲国家扩大合作，包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内，这或许会导致泛亚自由贸易区的出现。
经济产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关志雄认为，尽管出现了众多自由贸易区倡议，诸如东盟加三、东盟加中国、东盟加日本以及日本——中国——韩国——香港， 但是它们的合理性都存在着问题。关志雄提出疑问，“有没有什么理论能够告诉我们，建立自由贸易区的最优顺序是什么？我们唯一有说服力的原则就是，从政治障碍最少的地方开始建立自由贸易区。但是，一般说来，容易建立的自由贸易区不会带来多少经济效益。我们怎样来解决这一问题？”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Peter DRYSDALE对关于自由贸易区的倡议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指出，“把重要的难题排除在谈判议程之外，是不能取得什么进展的。签订一系列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确可以达成不少一致，但这其中不包括任何重要的和困难的领域”。在他看来，“最重要的是，要逐步建立一个框架，借以传递日本和亚洲其他国家那些严肃认真和谋求进步的政策制定者的愿望：深化地区一体化”。
新加坡东南亚研究所所长查小越承认自由贸易区的确存在着局限性，但她认为还是有一些有益的地方，“最容易达成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可能带来的收益不大。但是，有缺陷的协议与零的状态相比是一种进步”。
宗像直子指出，每一个国家都有其敏感领域，为了取得真正的进步，“政治实用主义”是必要的。在谈到日本的官僚体制时，她指出，日本和新加坡的自由贸易协定，打破了日本视农业为禁区的认识，给日本的官僚体制带来了极大的心理影响。从日本来看，自由贸易区不仅是减低关税的一种手段，更是解决问题的一种机制。她认为，就着手实现地区一体化而言，东亚应该采取多层次的方法，这并非要贬低世界贸易组织的作用，而是为了解决问题，而寻求最快、最好的方法。
亚洲地区一体化的目标
一些人注意到，亚洲缺乏认同，需要清楚地描绘出地区一体化所能带来的好处。
经济产业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外务省有偿资金协力课课长北野充指出，“为了把实际上正在进行的地区一体化上升到制度性一体化的层次，或者说过渡到一个新的阶段，必须要有政治意志。为了做到这一点，需要做一些事情”。“是否把它称为共性，我还有些拿不准。但是， 某种对集体利益的认识是必需的”。
亚洲圈研究所所长会津泉讲到，“我们似乎在试图为一个共同体找到一个长期的目标。但是，我却看不到清晰的经济活动或利益。那些想要保存其基本文化的人可能会反对这种尝试”。“在互联网、卫星广播电视和宽体客机的时代，所有的经济活动都是跨越国界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究竟需要一种什么样的一体化呢？”。
经济产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荒木一郎认为，缺乏认同原因之一就是，在一体化的过程中，缺乏地区性组织和公民社会代表的参与。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研究所所长张蕴岭指出，东亚至少在四个方面有着共性，即：地缘、经济、政治和环太平洋联系。“如果东亚能够形成一种共性或者实现一体化，那么，东亚和美国的关系结构就将发生根本性的转变，从而形成太平洋两岸之间的合理关系。欧洲的一体化所形成的大西洋两岸关系，就反应了这一点”。张蕴岭指出，与欧洲不同，东亚应该从合作而不是从一体化开始，因为这一地区尽管经济上开始了一体化，但却缺乏制度上的支持。人们必须做好准备，迎接未来的政治冲突。鉴于这个因素的存在，没有必要从一开始就制定一个清晰的目标。他比喻说 “火车已经启动，没有人希望被拉下，每个人都想上车”。东亚虽然缺乏明确的政治目标，但一体化的进程已经开始。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余永定认为，东亚需要有长期的目标，它应该问问自己，为什么需要地区性合作。“当我提出这一问题时，我脑子里想到了美国和欧盟，因为美国是一个极为强大的国家，欧盟则既与美国竞争，又与美国合作。我们需要另外一个支柱，这就是东亚共同体”。“我们应该想一想，为什么我们需要地区性经济合作，为什么我们不仅仅是加入WTO，不仅仅在WTO的框架内实现那种自由化”。
查小越认为，必须区分开地区一体化的政治目标和经济目标。她指出，“政治目标可以是东亚共同体发展的最终结果。但经济目标非常清楚，一体化进程将有助于减少经济冲突，增强经济的稳定性，提高该地区各国的经济竞争力。其目的不是要使该地区趋于内向，而是要帮助他们改进在全球化经济中的竟争力”。
经济产业研究所教职研究员、早稻田大学教授浦田秀次郎也强调需要进行合作，因为自由贸易区尽管有利于其成员，但会带来一些调整成本，比如说，失业问题。他指出，“我们必须处理这些调整成本问题。因此，最重要的是，自由贸易协定不仅要包括贸易安排，还应该有经济援助的成份在里面。有了经济援助，你就可以解决那些调整问题”。
台湾经济研究院院长吴荣义指出，台湾的政府和工商界都急切地谋求加入到地区一体化的潮流中来。他强调了民主作为加深地区一体化的重要性，并指出，“当人人都在谈论亚洲经济一体化时，不应忘记，台湾是其一部分。如果把台湾排除在外，地区的一体化就是不完整的”。
日本的作用和讨论总结
在谈到日本在地区一体化中的作用时，宗像直子指出，日本政策的成败将决定东亚地区能否通过一体化来克服困难创造机遇；而津上俊哉则指出，日本需要认真地和有意识地从地区一体化中获益。
经济产业研究所教职研究员、京都大学教授白石隆指出，有必要解决日本的政治僵化问题。在他看来，日本的国内发展，在某些方面导致了地区化，但是，在某些方面则还止步不前。“日本在安全领域、农业方面，一无所成。而且，在建构地区一体化方面，最高层的政治领导什么事也没做。这是为什么？原因很简单，在出现政治僵化的同时，日本也在经历着极其活跃的经济上、社会上和文化上的变迁。”
经济产业研究所所长、斯坦福大学教授青木昌彦总结了当天下午的讨论和ANEPR两天来的会议情况。他指出，“我们显然没有达成一致，但我愿意把这样一种共识当成一种推动力，即，亚洲一体化不是最终目的。我们所关心的是，如何在亚洲创造一个稳定和有效率的经济秩序”。亚洲的合作是必要的，这种合作应该成为稳定和有效率的全球秩序的一种补充。但亚洲的一体化不仅仅是要降低关税或者建立自由贸易区。他提请大家关注这样一系列现象：在创新战略联盟、合同协议和模式化的供应链之中浮现出来的新型组织结构；人员流动的增多；在共同的基础结构中的竞争与合作以及环境的溢出效果。在谈到亚洲的认同和建立信任方面，他指出，在一个文化存在差异的地区，信任机制的建立，对于加强经济交流是极为重要的。“人们往往认为，通过法治机制和第三方治理，成文法是可以并且应该是能够得以执行的。但实际情况错综复杂，成文法并非完美无缺。制定出明确的、非排他性的成文法固然重要，但如果没有信任机制，依然是实现不了。信任机制在跨国界执行成文法和保护知识产权方面，可以起到补充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