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收入差距开始逐步缩小

　　为打破计划经济时期的平等主义带来的弊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以邓小平提出的"先富论"为旗帜，推进以实现高增长为主、平等为次的发展战略。30多年过去，总体来说国民生活有所提高。但另一方面，收入差距已经扩大到令人无法接受的程度，长此以往，将会影响社会的稳定。所幸近年随着农村地区剩余劳动力的枯竭（即 "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以劳动力短缺为契机，劳动报酬份额（劳动报酬占GDP的份额）上升，收入差距也开始缩小。收入分配的改善将会为扩大消费提供有利的条件。

　　一直不断扩大的"城镇"和"农村"、"东部"和"中西部"、以及"高收入层"和"低收入层"之间的三个收入差距，近年终于相继出现缩小趋势。

　　首先，从城镇地区和农村地区的差距来看，2010年以后，农村人均收入的增长率超过了城镇。受此影响，城镇与农村人均收入比从2009年顶峰时的3.33倍开始回落，2013年降至3.03倍（参见图1）。

图1 城镇与农村人均收入比的变化

（注）城镇地区为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地区为人均纯收入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摘要》2014制作

　　其次，从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的差距来看，2007年以后，中西部的经济增长率（实际GDP增长率）一直高于东部（参见图2）。而且，东部与中西部的人均GDP（名义）比，也从2003年顶峰时的2.30倍降至2013年的1.76倍（参见图3）（注）。

图2 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率的变化

（注）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率，是区内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实际GDP增长率以2013年的名义GDP构成比作为权数计算的加权平均。

（资料来源）根据CEIC数据库（原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制作

图3 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的人均GDP比的变化

（注）人均GDP为名义值。

（资料来源）根据CEIC数据库（原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制作

　　最后，从"高收入层"与"低收入层"之间的差距来看，城镇收入最高的20%的家庭与最低的20%的家庭人均收入比，从2003年的5.30倍扩大到2008年的5.71倍后开始回落，2013年降至4.93倍（参见图4）。在农村，收入最高的20%的家庭和最低的20%的家庭人均收入比从2011年到达峰值后也开始回落。

图4 高收入层与低收入层人均收入比的变化

（注）高收入层为家庭人均收入靠前的20％，低收入层为靠后的20％。城镇地区为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地区为人均纯收入。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摘要》2014制作

　　受这些变化的影响，综合显示全国（包含农村和城镇）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也从2008年顶峰时的0.491下降至2013年的0.473（参见图5）。中国的基尼系数虽然有所下降，但和其他国家相比仍然偏高。

图5 基尼系数的变化

（注）基尼系数的范围从0到1，越接近0表示收入分配越平等，越接近1则表示收入分配越不平等。

（资料来源）根据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12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新闻发布会"（2013年1月18日）以及"2013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新闻发布会"（2014年1月20日）制作

　　关于经济发展与收入差距关系，可用1971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西蒙·库兹涅茨提出的著名的"倒U字曲线"（Kuznets,1955）进行分析。根据这个假说，收入差距虽然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会扩大，但到达一定程度以后就会出现改善。纵坐标为收入差距的指标（比如基尼系数），横坐标为经济发展阶段的指标（比如人均GDP），两者之间的关系形成"倒U字曲线"（参见图6）。

图6 显示经济增长与收入差距关系的库兹涅茨倒U字曲线

（资料来源）笔者制作

　　按照这个假说进行分析，中国正好刚刚经过"倒U字曲线"顶点（"库兹涅茨转折点"），收入差距开始缩小。其契机就是意味着农村剩余劳动力枯竭的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Lewis, 1954）。在还未到达刘易斯转折点之前，由于农村存在剩余劳动力，所以即使经济增长，工资也没有多大提高，在劳动报酬份额下降的同时，资本报酬份额则有所上升。这样的现象在收入分配中，不利于主要依靠工资收入的低收入阶层，而有利于能获得资本收入的高收入阶层，所以随着经济增长，收入差距也明显扩大。然而，在经过刘易斯转折点之后，劳动力短缺变得明显，工资上升的速度也不断加快。结果造成劳动报酬份额上升，收入差距开始下降。

　　中国2011年以后，出现了经济增长率大幅下降，但求人倍率反而持续上升的现象，这说明刘易斯转折点已经到来（参见图7）。受此影响，劳动报酬份额也在2011年开始上升，收入差距开始缩小（参见图8）。由此可见，上述刘易斯转折点与库兹涅茨转折点的关系，在中国也可以观察得到。

图7 经济增长率下降,求人倍率反而上升
－显示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

（注）中国城市的求人倍率(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的比率)是根据在大约100个城市通过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的招聘人数／求职人数计算的。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数据制作

图8 劳动报酬份额的变化

（注）劳动报酬份额＝（城镇地区工资收入＋农村地区工资收入）/GDP。其中，城镇（农村）的工资收入＝城镇（农村）的人均工资收入×城镇（农村）人口。

（资料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制作

　　伴随刘易斯转折点到来而出现的劳动力短缺，也许并不是改善收入差距的唯一原因。2002年诞生的胡锦涛政权，为纠正"先富论"带来的弊端，在实现"和谐社会"的口号下，通过推进"新农村建设"、"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等，把缩小收入差距作为目标。除以上政府推动外，反映劳动力从农村地区向城镇地区、从中西部向东部的大规模移动，农民工向家乡的汇款也对缩小收入差距做出了贡献。

　　收入差距的缩小，不仅有利于社会稳定，还有利于通过扩大消费从需求方推动经济增长。

　　一般来说，表示消费在收入中所占比例的消费倾向，与收入水平成反比，收入越高消费倾向越低，收入越低则消费倾向越高。收入差距的扩大，意味着收入集中在消费倾向低的高收入层，是使整体消费倾向降低的原因。相反，收入差距的缩小，意味着消费倾向高的低收入层的收入增长率高于消费倾向低的高收入层，是提高整体消费倾向的原因。

　　收入越高的阶层消费倾向越低，收入越低的阶层消费倾向越高的这种趋势在中国也可以看到。首先，反映了农村的家庭收入比城镇低，2012年农村的消费倾向为74.6%，高于城镇的67.9%。其次，无论在城镇还是农村，如果把家庭收支按人均收入分为5个层次(各占20%)，可以看到低收入户的消费倾向最高，之后依次按中等偏下户、中等收入户、中等偏上户、高收入户的顺序，比例逐渐降低（参见图9）。例如在城镇，低收入户的消费倾向最高，为81.7%，而高收入户的消费倾向只有61.4%。

图9 与收入水平成反比的消费倾向（2012年）

（注）城镇和农村的各个阶层按家庭收入排序分成五个层次（高收入户、中等偏上户、中等收入户、中等偏下户、低收入户，在城镇地区和农村地区的家庭数量中各占20％）。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摘要》2013制作

　　居民消费与GDP比以往一直呈下滑趋势，但在2010年降至34.9%谷底后，终于开始回升，2013年达到36.2%（参见图10）。由于收入差距的缩小会引起消费的扩大，所以出现这样的变化绝非偶然。

图10 居民消费在GDP中所占比例转向上升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摘要》2014制作

　　中国还处于刚经过库兹涅茨转折点的阶段，可以预测今后的收入差距缩小的趋势还将持续。这种情况将会通过提高消费倾向，切实促进消费的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