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九十年代的日本，与其说它是“失去了的十年”，不如可以把它看作是处于一个制度大转变的过程当中。如果我们将所有人都认为理所当然的游戏规则看成是制度，就可以获得深层的启示。
- 制度的变化，需要三位一体的发展∶即民间部门为寻求新的商务模式而开展各种实验，为促进各种实验而放宽各种限制措施，超越各种既得利益限制的政治领导能力。在当今的日本，产生了这种微小的萌芽。
大家都认为理所当然的规则就是制度
目前日本经济社会的状态，处于什么样的历史地位呢？如果从“失去了的十年”这个角度来看，二十一世纪第一年的情况似乎也没有太大的改善。但我的看法稍有不同。我认为，以泡沫经济的崩溃和自民党单独执政局面的结束为分界线，日本进入了一个制度大转变的时代。虽然这一进程在去年略有加快，但其走向仍不明朗。
“在理解各种各样经济现象的差异时，必须考虑制度的因素”。这一观点最近已被包括新古典派经济学家在内的经济学界所广泛接受。然而对“什么是制度”的问题，经济学家们还没有形成一致的意见。对从前面这一观点引伸出来的政策性共识的解释也因人而异。
随着世界金融市场一体化的发展，一些人认为世界各国的经济制度最终应该归结为欧美型的市场制度。因此他们就一心寻求旨在保护所有权与合同效力的法制建设，要求企业、政府实行信息公开化、透明化。在实践当中，比如当初俄罗斯在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时候，这种观点具有很大的影响，但并未达到预期的效果。难道原因仅仅是“经济学家的建议是好的，只不过是政治家不好”吗？
我认为经济学家们的建议的前提有问题。他们把合理地、有意识地设计好的法律和组织本身看作制度。如果制度只不过是一个定义的问题，那就简单了。但我们所需要的制度的“概念化”必须有益于我们理解各种经济现象的差异。
成文的法律影响着人们的日常行为。但是法律依存于其执行机制、国家结构、社会规范等因素，有时也会产生出人意料的结果。终身雇用和主力银行制度不是通过合同、法律明文规定的制度。大学毕业后进入大公司工作，只要没有大的意外，这种雇用关系将持续到此人退休为止。人们一般都这样认为。这种思维定式规范了雇用者和劳动者的行为。在判例中认为随意解雇是违法的。然而这只是对人们的一般认识的事后承认，而并非事先承认。这样一来，是否可以将制度定义为如下概念∶它是指人们在政治、经济、社会、组织等领域内，从战略性的相互作用中产生的，每个人都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可以接受的一种自我约束的规则。
那么，特定的观念为何会被人们普遍拥有而且稳定地维持下去呢？在各种社会经济领域里具有实效的游戏规则即人们所共享的观念，反映了各个领域里产生的平衡状态。正因为如此，如果自己的行为偏离了这个规则，对每个经济主体来说都没有好处。而且在一个社会领域里产生的平衡与在其它领域里产生的平衡处于一种相互补充的关系。我们把这叫做“制度的互补性”。
新的商务模式需要开展多样的实验
这样看来，制度为什么具有强劲的生命力，为什么单靠法律无法改变它，为什么它会产生意想不到的结果，这些问题我们都可以理解了。相反地，出于某种原因，过去一直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观念出了问题，就会发生所谓“制度危机”，之后产生出良好的状态。我说以九十年代上半期为界线，日本进入了制度变化的时期，也是基于上述观点。从那以后，自民党的一党统治、主力银行对企业的救援、终身雇用制都不是“理所当然”的事了。
产生稳定的新制度是很困难的，通过迄今为止的讨论，这一点已经很明确了。这是因为它不仅意味着关于游戏规则的“共识”的崩溃，也意味着形成新的观念，而且要求这些观念在整合的基础上自然归纳起来。可以说现在的日本处于这样一种状态∶人们确实预感到了变化，但还未真正地看到新的规则，不少人还在希望他们已经熟悉了的规则不要改变。
如果认为制度不单是成文的法律，那么它的变化需要三方面的事物同时进行。第一是民间部门，无论是产业部门也好，教育部门也好，医疗部门也好，要开展多种广义上的“商务模式”的实验，在竞争中选择和发展有效的机制。这是因为没有人可以事先完全设计出“好的制度”（即组织和市场统治的规则）。
第二，撤销各类妨碍这种企业家之间竞争的限制措施，相反引进能够促进这种竞争的法律、措施、税收制度。新的组织形式和市场规则可能会损害在旧规则下既得利益集团的权益。象日本这样，在劳动力缺乏流动性的规则下，利益集团为了保护他们的既得利益，形成了行业团体，使新加入市场和开展新的实验变得很困难。那样又降低了各行业和组织之间的流动性。就是说终身雇用制和行业团体化是制度互补关系。
这里所说的“行业团体”一词包括农协、医师会、国立大学协会等广泛的含义。它们为了维护各自封闭的利益，通过“族议员”（代表其利益的国会议员）这一媒介向有关政府部门施加压力。族议员则通过将利益团体的利益体现在行政过程中来保持其正统性。就这样，两者之间形成了互相帮助的关系。
在这种可以被称作“分割的多元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下，即使在各个被分割开的领域里实现了政策的“部分最优化”，也无法保证实现政策的“整体最优化”。过去这种制度某种程度上在实现“收入平均化”等方面起到了较好的作用，是因为日本经济的外部具有未来产业结构的模式。
信息技术（IT）革命与市场的全球化使过去的行业分割和组织结构落后于时代。随之而来的是日本“分割的多元主义”的有效性发生了问题。这样，日本克服制度危机的第三个条件就是∶超越既得利益限制的政治领导能力。很难说小泉纯一郎政权是否满足了这第三个条件，但它一直得到民众广泛的支持，也许是民众直觉地感到了这种必要性。有人把该政权的本质归纳为“迎合大众”（Populism），但它和对得寸进尺的利益集团胡乱许愿的政权不同，不如说它是一个以“小政府”为目标的政权。
在共同决策中感觉到新的萌芽
该政权还缺乏诸如废除、改组特殊法人之类的显著成果。但从去年开始可以感觉到一种新的萌芽∶它在共同决策过程中，正尽量降低过去各部门之间存在的围墙。最近围绕连结税制的问题就是一个例子。要是在一年前，财务省主税局只要说这个法案时间来不及了，这件事就可能不了了之。但是，在经济财政咨询会议的主导下，决定今年四月开始实质性引进连结税制。过去一直被视为“禁区”的自民党税制调查会的事先审查制度的正统性也受到了挑战。
以产学研结合为契机的大学改革问题，文部科学省和国立大学协会之间也超越了“行业”的界线对此开始了讨论，这在一年之前是没有的。此外，政府顶住“族议员”的压力，终于没有对中国的农产品实行紧急进口限制措施（Safe Guard）。
从发生制度危机到新制度作为实际的规则体系的生成和定型需要时间。即便是美国，因为受到日、德两国的挑战而产生危机意识和里根总统的税收制度改革，以这两个因素为契机，到顺应IT革命的潮流，创造出新的商务模式并使之定型，也花了十多年的岁月。
没有必要对“失去了的十年”悲观失望。我们正在探索一种未知的，独一无二的规则。在这个过程中，参加者不仅包括政治家和官僚，也包括全体国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