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会的各位代表，大家好！
能在这次有深远意义的中日科学技术交流研讨会上获得发言机会，我深感荣幸。我希望针对越来越被重视的产学联合 （产学研的结合）对经济和科学技术发展的重要性，发表一些自己的看法。上午，王校长、安西私塾长、福川所长已经分别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我曾在斯坦福大学从事研究及教育工作长达十年之久，我将以此阶段积累下来的经验以及对硅谷的观察为基础，从比较制度分析学者的立场出发进行分析。同时作为日本综合科学技术会议科学技术系统改革的专门委员，我将参照日本综合科学技术会议上的意见，指出产学联合所存在的问题。
最近，日本频繁引用瑞士研究机关的调查，来说明日本大学在经济竞争力方面所做出的贡献是在所调查国中最差的。虽说这是与世界著名的科学技术史研究专家、斯坦福大学教授罗谮巴克共同进行的研究，但这种结论具有多少权威性仍令人置疑。
日本过去也曾有过良好的产学官联合，可以说它在日本战后的产业技术发展方面，发挥了功不可没的作用。如果不正视这一点，就几乎不可能正确评价当今日本所具有的产业力量。但日本的产学官联合方式是至今为止日本所独有的特殊方式，所以外国人不太容易看清楚。另外，为了谋求产业的更大发展、让大学对社会做出更多的贡献，现在日本有必要进行彻底的结构改革，这也是事实。
至今为止，日本的产学联合是以特定的公司、特定的教授之间展开的非正式的、个人的长期关系为基础的。比如，工学院的教授请特定的企业安排自己的学生就业，身为毕业生的企业研究人员与过去的指导教师所在的研究室保持密切的联系，获得新的研究成果。此外，企业以研究奖学金的名义资助教授所在的研究室，作为回报其研究成果则以公司的名义申请专利。这种情况在日本是司空见惯的，通过这种互助合作关系来改良、开发产业技术的例子不胜枚举。
上述惯例之所以在日本能够得到发展，理由之一是大学研究人员的公务员身份。身为公务员，教授不可能自己兴办企业或以企业的正式董事身份接受报酬，即使教授想取得专利，也无法从大学获得相应的资金与人力支援，这些均是问题。
目前日本已经广泛地认为这种战后一直持续下来的惯例有待改革。事实上，内阁的综合科学技术会议不久将提出划时代的改革方案。事情之所以如此发展，有以下几个主要原因。
第一点，如果说大学最基本的社会任务在于创造可望成为产业技术基盘的知识以及培养人才，以此为社会做贡献的话，其大门就不应该仅仅面向特定的企业、排他性地敞开，而是如人们所期待的那样，与产业界建立更加公开化和透明化的关系。当然，美国也有很多大学与特定的企业或企业联合体维持良好的关系，但这种持续性的关系，未必局限在企业为解决当前的问题而委托大学进行研究上，而是通常与企业、经营者个人对大学的慷慨捐赠，基础开发研究联合体的共同加入和资金援助相伴。这种基础研究获得的成果由大学方面申请专利，然后广泛地在产业界公开。最近几年，日本也把这种成熟的机制引进到大学中，可以预见将会有进一步的发展。
第二点，大学创造出来的新技术有可能超越了现有技术改良的范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种新技术将如何走向商业化？由于这种商业化不可靠性高、市场规模小或者因出发点不同而需要特别的技术评估能力等原因，很难依靠现有企业来实现。因此，有必要创建新的风险投资企业，使新技术实现商业化。
有关风险资本的金融改革，在日本也受到了关注。在兴办这种新型企业时，与资金同样重要的是确保拥有各种特殊技能和知识的人才。日本曾一度忽视了这一点，那么，这种人才到底从何而来呢？
首先当然是那些与相关新技术的发展有直接关系的大学人士，不仅包括教授也包括研究生院的毕业生。此外，那些对这种技术可能带来的具体的商业利益具有洞察力、并具有组织才能、在产业界拥有技术管理经验的人们的加入是必不可少的。其实，在硅谷工业区的发展上，不仅有大学人士，还有几万人了离开IBM、ATT，以风险投资家、顾问、企业家等各种身份投入其中。
日本方面尽管为扶植风险资本采取了税制优惠措施，但新企业群体的形成还是比硅谷工业区晚，主要原因在大学与现有企业之间的所谓中间地带的人才供给相对落后。受到终身雇佣制的限制，大企业的技术人员在企业中无法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亦或是他们的努力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但即使这样，他们在考虑离开企业时还是踌躇不前。另外，如前所述，大学方面的人士受到了公务员的终身雇用制度和禁止兼职的限制。
不过，日本两年之后即将施行的国立大学教官非公务员化将打破这种限制。那时，大学人士有可能超越大学的束缚而参加新技术的商业化过程，产业人士被大学中途聘用也可指日可待。大学教师的非公务员化可谓是从根本上改革了明治以来持续了百年的制度。
前面提到了日本新企业群体形成的迟缓，但也有类似于多摩地区这种日本独特的产学联合地区，这是依靠政府援助、在地域内形成的产学协议体，处于很多大学和现有中小企业之间，为推动技术革新，在不同行业的合作与产学联合方面发挥着积极的媒介作用。此外，在此协议会中，起核心作用的是过去在骨干企业供职，拥有研究开发管理经验的产业界人士。这种趋势向人们展示了将来日本产学联合的方式之一，所以正受到瞩目。
日本的产学合作最近受到瞩目的第三个理由，是由于产业界正面临着日益严峻的国际竞争，自行开发产品的惯例已经难以延续下去了。事实上，在电气产业界，过去十年来，安置到企业的中央研究所的资源、人才，已经大幅度缩小，这样一来，自然对大学的期待值增加，根据我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及MIT的经验来看，真正支撑产学联合的，是大学和产业界各自明确自己的使命与任务。在日本，人们期待大学冲破现有的框架，积极地参与产业技术的发展，这种趋势已经十分明确，可是最近由于过于注重这种主张，也出现了希望大学直接兴办风险企业的倾向。我认为大学从开发兴办企业能力方面出发，可以开展一般性的培训，但大学作为一个组织，并不具备具体兴办企业的能力，这也不是大学原本的任务。如果将上述任务一味地推给大学，将有可能损害大学原本应该完成的培养人才和进行基础研究等固有的责任。我认为应该在大学周边创建风险企业，即使与大学保持密切的合作，也应在大学的外部。换言之，与设立新型企业有关的制度、人才等基础建设，应该设置在大学与产业之间的中间缓冲地带，这也是从美国的成功例证中得出的结论。
以上是在参照日本至今为止的惯例及目前有关产学联合的意见的基础上，发表的我本人关于产学联合的观点。当然，中国与日本的发展过程不同，所以面临着中国独有的难题，关于这一点，我今天上午聆听了诸位先生的讲话，颇受启发。
日本和中国在发展过程上最大的不同在于，中国国有企业以前主要注重于制造活动，而没有像日本企业那样拥有自己的开发机构。如果将整个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代的中国经济比做一个大型生产组织的话，担任开发部门职能的，是科学院所辖的研究所。此外，大学也将重点放在教育与基础研究上，而不是直接参与产业技术的发展。在中国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这种构造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要求研究机关进一步加强与企业的关系，应该根据企业的需要，进行研究与开发，这是市场经济下的必然结果。此外，在新成长起来的私有企业与合资企业当中，也有不少企业在努力加强自己的开发能力。还有一个特点是，如王校长所言，中国的大学为增加独自的收入来源、有效地利用大学的人才，而创办风险投资企业，远比日本要积极。不过，至今为止，由于产业界并不具有新技术商业化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知识，所以可以将这种趋势看成是转型期的过渡现象，至于如何在开发研究和商业化之间界定大学位置的问题，将迟早会被提出来。
总之，如在中关村见到的那样，中国从大学诞生的制度性基础设施建设和新企业的群体化，潜在地拥有着将来可以与硅谷工业区相匹敌的创造力。至今为止，人们为完善孵化器与风险资本的硬件设施而进行积极的运作，如果能够提供大量优秀人才的话，其可能性将成为现实。一个重要的供给源就是在美国取得学位，开始在北美崭露头角的高科技领域的技术人员、风险投资家、企业家等年轻人。这些人的归来及往返也许会带来决定性的重要作用，从80-90年代期间台湾新竹地区的发展过程即可窥视一斑。
这种趋势对将来的日中关系、特别是科学技术开发方面的日中关系，具有何种意义呢？是发展成为敌对的竞争关系，还是某种双赢关系？
依我所见，在进行大量生产的制造技术方面，中国正在试图迎头赶上，但在被称为高新工程技术的制造领域，日本的优势还将会持续一段时间。从这一意义上来讲，现阶段日中两国的生产技术与其说是竞争关系，不如说是相补关系。
但是，在IT与生活科学等高科技开发领域，如果中国的大学和研究机构能够进一步向周边提供金融及人力资源，而日本不能尽快在大学与产业的中间领域创造出新型制度的话，中国的高科技聚集地非常有可能成为日本的竞争对手。
日本的企业当然已经察觉到中国这种技术开发的潜在力，计划或正在中关村及其他地区设立合资或独资的研究所，这一点已经众所周知。日本的企业不仅将制造部门迁往中国，同时还有附设自己的研发部门的趋势。这表明，在竞争关系中，也出现了战略性合作的关系。同时，中国的高新技术企业进军日本或与日本进行战略性合作，还处于萌芽状态，但今后将会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可望其会促进日中健全的竞争关系。特别是近年来在日中国留学生的增长速度很快，他们毕业后的发展，将有可能促进这种产业层面的、跨越日中两国的开发活动的互相渗透。为了使这些留学生能够顺利地创业和就职，成为日中桥梁，日本政府和民众正在努力完善基础设施的建设。
我还认为，由于技术开发中的基础领域知识具有很强的公共财富性质，所以，今后日中两国在这方面的密切合作将日益重要。斯坦福大学的合作性系统研究所（CIS），就是将单一企业无法担负的跨学科与行业的开发研究，由多家企业作为联合体加入并提供人才和资金来完成，这种机制今后将会不断地被日中的优秀大学所采用，可以预测，日中企业也将相互渗透到这种联合体中去。
总而言之，日中两国之间在这些技术革新方面的的竞争与合作，将成为改革两国的产学研联合制度结构的压力。我祝愿在推动这种改革的过程中，两国的科学技术将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为世界做出贡献。我的发言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译自中日科学技术交流研讨会上的发言，2002年7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