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二十一世纪的世界新秩序是多种多样、纷繁复杂的。
日本应该排除当今蔓延的悲观论?
从强大的企业里发现新的萌芽，打破既得利益的结构，推动并确立新型制度。
什么是全球化？
去年，我花了五年多撰写的《比较制度分析》一书出版了。我们可以将这本书总的框架理解为∶任何社会体系都是由国家、社会规范、组织、市场这四个因素在“统治（Governance）”与“结构（Architecture）”这两方面所表现出来的多种形态以一种互补的形式组合而成的。
世界不会统一成为“美国模式”
如果从这个观点出发，今后不可能出现这样的现象∶即同样的全球化在世界各地开花结果，世界的体制以单一形式进化发展。尽管市场会不断趋向一体化，然而同时在国家、组织、规范等方面，可能出现包括多种形式在内的、非常错综复杂的秩序。
人们往往认为通过比较容易实行市场机制的金融市场的发展，世界经济会逐步一体化，这种美国模式就是“国际标准”。但去年九月袭击美国的恐怖事件已经让我们重新认识到了事情并非那么简单。从比较制度分析的立场来分析恐怖事件的教训的话，可以说国民国家（Nation State）的作用受到了考验。当受到来自“阿尔·凯达”这样一个奇怪的非政府组织（NGO）的挑战时，美国这个国民国家的政府该如何处理？也就是仅通过迄今为止的国民国家的框架究竟能否应对这种局面的问题。美国试图在包括与伊斯兰国家在内的各国进行合作的前提下，贯彻自己的国家意志来对付恐怖主义。最近，美国单方面采取的行动更加明显。我想，今后我们所面临的根本问题是∶单靠国民国家的联合体这种框架是否能够解决全球性的政治问题。
本来，英语里的“state”（国家）一词源于拉丁语的“stare”，意思是“稳定的状态”。就是说“国家”这一概念与其说是指“政府”这一组织，还不如说是指一种“稳定的秩序”。原则上，政府完全具备保护公民的生命权、生存权、私有财产权的力量。但是，政府拥有保护私有财产和生存权的职能，从另一方面来讲，它也具有通过征兵、死刑等形式来侵犯普通国民生存权的权力。所以，在政府与普通国民之间需要一种控制政府权力的约定。在这种约定之下的稳定状态，我们就可以称之为“国家”。
这样的稳定状态最初随着市场的发展，作为在一定地域范围内成立的国民国家登上了历史舞台。接着，十七、十八世纪以后，这些国民国家之间承诺互相尊重，缔结了一系列象威斯特法利亚那样的条约，进而形成了联合国形式的国家联合组织，一直发展到今天。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产生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这种以地理划分为基础的政治秩序究竟能否继续发挥作用呢？去年发生的恐怖事件向我们提出的正是这个问题。换句话说，我们正面临着今后如何建立保护生存权和财产权的全球秩序。
未来的国际秩序不可能是类似于“大不列颠主义”或“美利坚主义”那样的一元化的秩序。虽然它的具体形态尚不明显，但我们可以描述。比如，从国际性的水平来说，存在各种各样国民国家联合体形式的组织，例如联合国、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WTO）、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它们今后还会发挥一定的作用。与此同时，全球化规模的非政府组织（NGO）的补充作用也会显得日益重要。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会议）等非正式的论坛同样如此。
市场是与国家和社会共同进化的
而且，随着区域性一体化的不断发展，向我们提出了这样一个的问题∶比如，在亚洲范围内应该如何建立起一个开放的秩序？今后，与其说区域性的一体化是指封闭式的区域化，还不如说它是全球化的一个补充形式。一方面，国民国家必须履行的任务依然存在，另一方面，有一部分问题如果以国家的方式来处理的话，国民国家这一组织显得太庞大，反而处理不好。例如环境问题、社会福利问题、企业集聚地区的基础设施问题等，今后处理此类问题的职能可能会更多地转移到区域性团体那方面去。
当今的时代不就是在摸索着这样一种涉及多层次的、错综复杂的、全球性规模的“国家”秩序吗？在全球化秩序的进化过程中，尽管市场的一体化和跨国公司肯定会成为强大的推动力量，但同时我们不能忘了这一点∶市场是与国家和社会规范共同进化的。例如，作为多样性社会规范的一种理想方式，存在着专业团体这样一种形式。为什么人们都乐于无偿地参加象开发LINUX那样新型的、开放式程序的活动呢？ 这是因为通过设计、开发一种优秀的程序，可以在团体中赢得人们的尊敬，会获得人们的敬意，这起到了一种刺激作用。致力于环境等一系列问题的非政府组织（NGO）的人具有他们独特的社会规范。世界决不会仅仅由于市场的因素而形成单一的、同样的结构。
另一方面，各种各样的社会性的组织、规范之间很可能出现碰撞和引起争端。而且随着全球化的发展，“接触”机会越多，那样的争端也越多。我们可以从分析去年恐怖事件的背景当中看到这一点。如何解决这一问题，我自己也没有什么灵丹妙药，但开展对话仍然是一个发展方向。一言以蔽之，就是我们该如何与具有不同观点、思想的人进行对话，加深理解。
我想说的另一点，是关于我们俗称“失去了的十年”的日本悲观论。八十年代，日本作为世界制造业的“领跑者”曾经盛极一时。与此相反，现在日本却出现了这样一种认识∶随着制造业向中国的转移，日本发生了“空洞化”现象，中国是一个威胁。但是，在我看来，这是一种十分消极的想法。我认为，由于历史是无法逆转的，因此现在日本人必须考虑如何向前发展的问题。
日本的组织的优势在于组织内部的信息共享。商社也是把从世界各个角落搜集来的信息集中起来，在组织内部共同拥有这些信息，并依靠组织的力量开展活动。随着信息技术（IT）革命的发展，这种优势已经失去了。因为现在即使是很小的组织也可以广泛地搜集信息并进行高度的信息处理。所以日本必须抛弃对大组织的幻想，摒弃为了维持就业而死抱着低效率事业的消极做法，转变到通过创办新企业来创造新的就业机会的思维方式上来。
但是，象美国硅谷那样的企业聚集地不是自然而然形成的。实际上，硅谷的一大推动力量来自于以IBM为代表的大企业的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的大量“跳槽”。在大型的计算机和系统的开发过程中，随着设计的模块化，通过对每个模块进行独立的改良，可以大大促进整个系统的功能。因此，这些技术人员意识到他们不必再局限于大企业了，于是技术人员就开始“跳槽”。他们从大企业跳槽之后，从另一方面描绘了今后技术发展的巨大蓝图。这一点至关重要。
在日本，人们一提到风险企业往往只强调它的小规模，但实际上，能否描绘今后技术发展的蓝图才是最重要的。这仅仅依靠个别风险企业的努力是很难做到的。对日本大企业的优秀人才来说，现在必须认真思考这样一个问题∶通过改革企业制度就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吗？或者是在一个规模更小、更加灵活的企业里才能更好地发挥自己的作用？不是吗？
日本不是衰退而是多样化了
我不认为当今的日本是一味地在衰退，倒不如说日本是在多样化。在现有的企业当中，有相当数量的企业创造了利润的历史新高。而且，在石油化工业、纺织业、零售业里也是既有好企业，也有坏企业。在网络行业里，两三年前还未诞生的企业现在已开始大展鸿图了。我们不妨可以这样看∶新的商务模式的竞争正在日本发展。
我认为，日本的严重问题之一是公共政策的决策结构。这是一个优先保护既得利益的体系。如果自由竞争的话，会不断地产生向那些既得利益提出挑战的企业和组织。从竞争失败的企业里流出的各种各样的技术人员和工人，他们会流到其它企业去。不断地打破既得利益，不断地挑战既得利益，这才是我们的体系应该具有的状态。
然而，在日本，人们把终身雇用看成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认为可以通过雇用自己的企业来保护自己的利益。于是，就产生了保护现有组织、妨碍新加入者的利益集团，即广泛意义上的行业团体。它们和官僚机构相勾结，寻求在行政决策过程中的保护。 “族议员”（代表某个行业团体利益的国会议员）就作为行业团体的中介人进行活动。这就是我们俗称的“铁三角”――由官僚、政治家和行业团体构成的三角关系。因此，便出现了“在总体上同意，在具体问题上反对”的现象，无论你想打破哪种既得利益都很不容易。
结构改革就是为了克服这种缺陷。我想它的试金石之一就是大学改革。为了使大学成为创造知识的生气勃勃的地方，引起了一系列的争论∶究竟是保持迄今为止的国立大学教师的国家公务员身份呢？还是应该更多地引入竞争原理呢？过去，产业界只把大学看成是获得优秀人才的地方。但由于企业本身所处的国际竞争的环境，使企业无法再保持技术开发上的优势。随之产生了这样的需求∶希望利用大学的研究能力。也就是所谓“产学研结合”的问题。这个问题光靠文部科学省与国立大学协会那样一种行业团体之间开展封闭式的对话是无法解决的。需要其它政府部门也加入对话，或者是综合科学技术会议等组织发挥内阁的领导作用。就是说公共决策的规则当中蕴含着逐步变化的可能性。反过来讲，不那样做就不行。
为了改变制度，需要民间开展各种商务模式之间的竞争、修改妨碍此类竞争的限制措施、以及政治领导能力。这种“博奕（Game）”的方程式还会更加复杂化。政治的领导能力仅仅根据政治家的意愿是不够的，具有投票权的国民的意愿才是最终发挥作用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九三年自民党单独执政局面的结束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也就是说从那时候开始，日本进入了一个制度变化的过渡时期。
美国从越南战争、弹劾尼克松总统、经济上受到来自德国和日本的挑战等，经历了一系列的黑暗时期，到它顺应信息革命的浪潮，出现新型的商务模式，花了十年以上的时间。的确，日本制度变化的速度并不快。这是因为原来日本的制度之间的联系，换句话说是制度之间的互补关系太强的缘故。但是，我们不必为此而悲观失望。当今日本正处于历史的转换期，重要的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具有一种历史认识，想一想我们该做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