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我想主要围绕拙著《美国的贸易政治》（*）新版中所叙述的结论、主张及建议来发言。该书新版上个月刚刚完成，这次是10年前修订以来的真正的修订版，由于在这一版中追加了包含新结论的章节，所以今天请允许我简单介绍一下新追加部分的内容。
朋友曾说我，什么变化也没有，你却可以就贸易一直不停地写下去。在他们的眼中，什么新东西也没有，本世纪最初的几年和20世纪80年代几乎没有什么区别。当然，和当时一样，现在也存在反对贸易自由化的利益集团（当时是纺织品，现在是砂糖），也存在美国的巨大贸易赤字（现在高达7000亿美元），还有作为诸恶之源而受到非难的大国（当时是日本，现在是中国），进而还有围绕自由贸易协定（FTA）的攻防战（当时是NAFTA，现在是DR-CAFTA）。
但我认为，我们不应该被这种表象所迷惑。80年代以后，美国的贸易政治过程中明显加入了很多新的要素，发生了很多变化。所以，在新版书中，我加入了新的章节，对三种新的基本事态进行了分析。在第九章中，我论述的是美国传统保护主义前所未有的衰退；在第十章中，我论述了导致保护主义衰退的全球化运动引发了人们对贸易与劳动标准、贸易与环境标准等被称为"贸易与某某问题"的全球化运动的影响，以及社会对这种影响的关注等问题；最后在第十一章中，我论述了美国议会中日趋严重的党派对立与不和。
关于传统保护主义的衰退，是以贸易政治过程的中心问题在于寻求保护的利益集团被压缩的认识为基础而展开的。不管出自什么理由，在国际竞争中无法取胜的生产者都会寻求通过阻止或限制进口来解决问题。在本书第一版出版时，这被认为确实是能够体现贸易政治过程特征的问题。现在，虽然这一问题并未完全解决，但试图通过极端的保护主义以寻求新的保护的美国企业，可以说几乎已经没有了。
80年代及过去的10年间美国的贸易赤字急剧扩大，大量的进口给美国国内生产者带来了很大的竞争压力。在80年代，虽然纺织、钢铁、汽车、鞋、机床、半导体产业都曾寻求新的保护，但在过去的10年间，受到保护的实际只有钢铁企业，而且，这种保护从2002年起只持续了19个月。尽管存在巨大的贸易不均衡，为什么贸易保护主义还是衰退了呢？该问题的根本答案在于全球化运动。
此外，也可以说存在某种转机。进口一旦增加，与之竞争的相关生产者的抵抗就会高涨起来，一方面在竞争压力提高的同时就会寻求保护，而国内生产者本身也会在一些特定时期非常依赖进口。另外他们也已经实现了全球化，对出口产生依赖。结果，只采用通过国内供应进行生产这种旧模式的行业逐渐减少。举例来说，从1970年到2000年，一方面美国经济中财富的生产活动的比率已经从43%降低到35%，另一方面，实物贸易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率却从4%上升到10%。这表明，生产比率减少中的大部分转化成了贸易，财富贸易占GDP的比率上升了两倍以上。
还有一个纺织行业的有名的例子。战后经常要求并得到特别保护的美国的纺织业协会，从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期，采取新的战略，寻求服装业的国际化，伴随着多边纺织品协定（MFA）的废除，作为脱离配额制度的战略，确立了所谓的"原产地原则"。比如在围绕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的谈判中，美国制定了只有以在北美生产的布匹及纺织原料生产的服装产品才享受免税无限额进口优惠的政策，以此来支持国内的纺织品市场。在中美自由贸易协定（CAFTA）中也存在同样的原产地原则，该原则受到了国内纺织行业的广泛支持。
这种情况当然并不表明一向主张保护主义的行业已经变成了自由贸易主义者，但他们放弃了单纯保护主义的姿态，而采取了在全球化游戏中进行规则制定的立场。
如果是这样，那么贸易政治过程为什么至今仍然是问题呢？有一个理由是，依然存在像制糖业和棉工业这样因得到强有力的政治支援而得以受到坚定保护的"堡垒"。但实际上，虽然这些"堡垒"确实存在，但与过去保护主义时代相比，它们在美国经济中所占的份额已经很小，已经不能构成贸易政治过程直接面对的困难。所以主要的理由毋宁说基本上源于另外两个新的因素——社会问题与党派对立。
首先关于社会问题，这大家都已经很清楚。本质上，导致保护主义衰退的全球化运动同时也引起了全社会的关心。在WTO西雅图会议上成名的反全球化运动就体现了这一点。如果说他们的立场有其道理，这道理就是贸易削弱了或者说威胁到了现存的国内水准。在残酷的竞争中，企业很难遵守劳动标准及环境限制。由此带来了对导致"降低（水准的）竞争"的不安。在美国，这与1900年前后的经济全国化时期有类似之处。当时，州政府已经越来越无法控制经济，而中央政府却还没有形成控制经济的手段。现在虽有程度上的不同，现状是中央政府已无法控制经济，而国际体制则还没有确立控制经济的手段。
这之所以成为贸易政治过程的问题是由于各政党围绕这一主题所形成的对立。贸易这一主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一直是不存在党派对立的，但在国内劳动及环境的问题上，执政党与在野党之间存在相当大的分歧。民主党寻求新的限制，共和党则持反对意见。国际谈判也陷入困境，其他国家常常认为美国正在向"新保护主义"迈进。
在社会问题方面，原因恐怕在于1994年在乌拉圭回合上克林顿总统的迅速交易权限（现在称为总统贸易促进权限或TPA）法没有得到议会的通过，所以1997年将其作为单独法案而强行推进。这一系列的事实成为民主党反对2001年布什政权下的TPA以及现在的CAFTA的重要理由及根据。在拙著中我指出并详细叙述了，由于这类问题实际上只是象征性的，所以必须从中找出的妥协点。
这种情况也同议会中的党派对立的激化有关。如果政党之间没有对话，那么就很难找到双方的妥协点。关于伊拉克战争及税制、社会保障等，民主党员与共和党员之间虽然存在很大分歧，但关于贸易，在大众中并不存在根本的对立。比如最近关于CAFTA的舆论调查显示，50%的共和党员、51%的民主党员持支持态度。但是在议会中却发生了非常大的对立。即便在与众议院相比通常在党派上更为超脱的参议院中，在6月份的投票中，共和党以43票对12票支持CAFTA，而民主党则以10票对33票反对。在众议院的投票中，赞成CAFTA的民主党党员，估计仅占205名中的约10名。这种大众趋于合理化而精英趋于极端化的现象可以说反映了21世纪美国政治结构的大局。特别是在活跃在政党中，又在议会中代表国民的精英中间，中间路线正在消失，超越党派的交流及协作已经消失。
如果将1969～70年与1999～2000年的众议院议员中的自由派与保守派的分布进行对比，都存在民主党倾向左派、共和党倾向右派这种明显的意识形态上的差异。但尽管如此，与1969～70年的分布中中间路线占很大比重不同，30年后的分布中，中间路线基本上消失了。借用极少数中间路线主义者的一员，约翰·布罗参议员的话来说就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中间路线派的缩小"。
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基本上有两点。第一，过去40年之中，由于保守的南部民主党员成为共和党员，自由派的共和党员则成为民主党员，政党日益意识形态化。另一原因在于对众议院选区划分的定期修正。最高法院会以无法平等选出联邦议会议员为理由命令众议院选区进行平等的选举。自此以来，根据每10年进行的国情调查，确定议会中各州所占议席和州内新的人口分布，选区也根据每次调查重新加以调整，结果就使议员选择肯定能当选的选区去侯选，产生了脱离民主主义规范的现象。对于候选人来说，虽说没有来自对立党的威胁，但由于在预备选举中是否能够获得自己所在政党的再提名这种潜在威胁依然存在，其主张就变得非常对立。由于预备选举的投票者存在两极分化倾向，候选人也努力使自己不被视为稳健派，于是就导致了这种情况。
尽管如此，在贸易问题上，中间路线的缩小却与上述模式并不相符。举例来说，虽然美国每五年就要就是否应退出世界贸易组织（WTO）进行一次投票表决，但在支持退出WTO的议员中，民主党有46名，共和党有39名，这就表明两党的见解之间并非是完全对立的。但是，在对一般性问题的意见两极化的过程中，如果政策的制定继续像以前那样不是通过委员会而是通过各党派进行，正如2001年的岁入委员会那样，造成实质上多数派排除少数派的结果。在2001年的投票中民主党以占压倒性的多数反对认可新贸易促进权限，给共和党带来了很大的政治压力，于是就要求在党内保持紧密团结。如果CAFTA法进行表决，估计也会经过同样的过程。
解决该问题有短期性的和长期性的两种方案。短期性的解决方案是指，利用赞成退出WTO的共和党员的支持，以CAFTA法案的通过作为前提。如果将来，在CAFTA通过时令人不快的分裂的基础上，重开多哈回合的辩论的话，那么就有必要恢复超党派的关系。这恐怕就是新任美国贸易代表波特曼为了修复与民主党的关系而尝试采取的政治战略。
进而，在多哈回合中，有必要使美国的贸易伙伴做出相当程度的让步，追求真正意义上的一致。如果能够得到诸如印度、巴西等国扩大市场准入及非农业市场的准入、在农业及服务业中达成更多一致，那么就可以使美国的实业界集结起来。如果得到实业界的支持，那么就可以抵抗来自认为砂糖及棉花工业等在多哈回合法案中明显失败的人们的反对。迄今为止，在议会中通过全球性的协议要比通过两国间的协议更容易。举一个例子，两党都以众议院211票之差、参议院311票之差通过了设立WTO的乌拉圭回合法。对美国来说，认识到要给予必先得到，要得到必先给予是非常重要的。这也可以说是当然的建议。
最后我想谈谈《美国的贸易政治（American Trade Politics）》中论述的最佳的长期性解决方案。我将之称为"新社会契约"。它基本由两个要素构成，一方面是贸易与市场的完全自由化，即彻底实现向全球化运动的转移，另一方面则是对全球化运动中的失败者实施真正有效的政策。
答疑
- 问：
虽然日本市场已经不是目标，这是不是指美国已经把现在的日本市场看作是完全开放的市场了呢？
- 答：
用一个词回答就是No。只是美国人认为与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相比，人们认为日本作为市场的重要性降低了。当时，日美贸易每年都在扩大，但最近一直是处于平稳状态。由于人们不再认为日本是将所有横在眼前的东西一律吞掉的不可宽恕的怪物，也就不那么被视为问题。虽然很多美国企业在80年代感到日本的压力，但后来逐渐适应了。20世纪80年代日本的崛起非常显著，美国敦促日本在国际谈判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但现在负责谈判的人不像以前那样重视日本。举例来说，日本并不是挽救多哈回合谈判的五个主要工业国（G5）之一，日本的市场虽然比20世纪80年代更为开放，但农业问题依然如故。
- 问：
目前的状况使我想起1985年美国的对日姿态。但是，由于当时有广场协议（Plaza Accord），里根政权在贸易问题上可以进行宏观的经济调整。现在美国政府对中国采取什么姿态呢？
- 答：
1985年前后是"管理下的对立"时期，是互相理解的时期。当情况变得过热时，日本，即使看上去是屈服于压力，但总倾向于采取什么办法来进行降温。当时日本的政治进程，怎么说呢，似乎是需要这种压力。
但是，我们不能保证中国的政治进程也一样，甚至某些方面还显示出相反的方向。不管怎么说，在双方的关系中经验还没有那么丰富，交流与理解也并不那么充分。虽然有很多不安因素，但两国的经济是相互依赖的。实际上中国相当依赖美国的市场，出口依赖程度日益增高的中国必须避免增长中的不均衡，在确定汇率对策的背景中也有与之相应的理论。美国也一样，财政部在短期证券的购买方面也依赖于中国、日本及其他亚洲诸国。
我想，中国有可能对本国的货币采取某种政策，我所担心的是这种政策到底彻底不彻底，他们一旦参加到游戏中来，就必须避免惨败而一直玩到最后。从短期及中期来看，美中的经济关系还是会继续发展。
还有一个问题，即便中国使货币大幅度升值，也无法完彻底实现美中贸易的平衡，对美国的贸易赤字不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另一方面，对其他亚洲国家来说则较容易适应，也就是说这与其说是两国间的问题，不如说是地区间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