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是均质平等的社会”这一固定观念已经正在成为过去。但是最近成为热门话题的差距论中有几个问题需要保留。第一个问题是，在很多讨论中只关注差距的趋势。对于接受生活保护的家庭的实际情况和无家可归者的增加等数据，当务之急是正确掌握未能充分掌握的部分。但是即使日本的差距加大，其程度也远比不上欧美国家。
第二个问题是以什么来测量差距，讨论者的尺度各不一样。重点放在机会的平等还是结果的平等，讨论的对象是经济差距、就业差距、还是学历差距、地区差距等，都不一样。
特别是对直接左右生活质量本身的健康方面的差距，无论是短期差距还是长期差距，都没有充分进行实证和讨论。在欧美国家，健康差距已经在数据上作为明确的事实得到了确认，并对其原因进行了深入分析。在日本，通过最近的研究，逐渐发现了在个人之间或地区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健康差距（例如，日本福祉大学的近藤克则教授等人以爱知县为中心进行的研究）。而且，健康差距与社会经济属性（收入、教育水平）不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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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具体来说，存在什么样的健康差距，与收入和教育水平有什么关联呢？笔者想运用世界标准的中高年跟踪调查“生活与健康调查”（JSTAR）来弄清这个问题。这个调查是由经济产业研究所吉富胜前所长开始进行的，在2007年的第一次调查中得到了北海道泷川市、仙台市、东京都足立区、金泽市、歧阜县白川町的50岁至75岁的男女4200多人的合作。
在这里介绍的是东京大学市村英彦、桥本英树两教授的共同研究成果的一部分，下面举出的实证结果只限于对年龄、性别、地区等因素进行了补正以后仍然在统计上确认了具有非偶然性关系的部分。
首先，在表示基本健康状态的指标方面，男女性都显示出，教育水平低的人有回答“现在的健康状态不太好，或不好”的倾向。在穿衣、饮食、洗澡等日常生活活动方面，教育水平低的男性有回答存在困难的倾向。在做饭、理财等比较复杂的日常生活活动方面，男女性都显示出，教育水平或收入水平低的人有回答存在困难的倾向。
这种倾向在若干疾病的得病率上也很明显。例如，高血脂症和糖尿病虽然在城市地区得病率较高，但收入或教育水平越高，高血脂症的得病率也越高，而收入或教育水平越低，糖尿病的得病率越高。男性的教育水平越低，中风的得病率也越高。癌症则未显示出因收入或教育水平高低的差异。不过，在欧洲有研究显示，收入或学历低的人虽然癌症的得病率很高，但致死的情况很多。而教育水平越高，癌症的得病率也越高。
男性的教育水平越低，慢性肺病患者越多。估计这是由于年轻时抽烟率较高的缘故。另一方面，女性的教育水平越低，关节炎的得病率越高。进而教育水平低的人有回答感官机能（视力、听力、咀嚼力）存在困难的倾向。
在精神健康方面，处于抑郁状态的人有收入偏低、日常生活活动困难较多的倾向。这种倾向还表现在认知能力上。教育水平越低，认知能力越有困难，反过来，认知能力有困难的人，有收入和教育水平偏低的倾向。收入和教育水平的影响还表现在对医疗服务的利用有所不同。在牙科诊疗或医院手术方面，教育水平高的人有接受医疗服务的倾向。但另一方面，一旦来门诊看过一次以后，教育水平越低，接受治疗的次数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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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经济属性的影响并不仅见于现在的健康或疾病状况。在加大疾病风险的行为方面也可以看到。收入或教育水平越低，吸烟率越高。而且教育水平越低，虽然饮酒量反而减少，但男性的不运动倾向增强，女性肥胖的风险非常高。
观察一下体检也显示出，收入和教育水平越高，接受体检率也越高（高中以下为54％，大学毕业以上为74％）。最后在营养摄取方式方面，也受到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教育水平高的人，虽然盐分、酒精、胆固醇的摄取量多，脂肪卡路里比例较高（收入高的人，酒精摄取量也高），但同时水果和蔬菜的摄取量也多。
如上所述，在日本也明显存在健康差距，与收入和教育水平这些社会经济属性紧密关联。这一事实向我们提出了两大课题。
第一，尽管日本的健康保险制度以所有人加入保险为前提，保证任意享用，但还是存在健康差距。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正如JSTAR所查明的那样，相对于家庭经济收入，医疗费的自己负担部分为递减型（参见图），收入水平越低，越难以享用医疗服务，这种倾向可能产生了影响。如果健康差距在于对医疗服务的享用不同上，那就可以认为现行的制度没有充分发挥作用。与此相反，如果对医疗服务的享用相同，却存在健康差距，那恐怕就不是保险制度的设计问题了。
第二，在收入和教育方面处于不利地位的人，同时在健康方面也容易陷于不利地位，在讨论差距问题时，这种相关性是应予以考虑的重要问题。这个问题说明，只用某一个尺度来讨论差距问题是不充分的。而且可以说，作为政策论也是一个不可欠缺的观点。如上所述，收入和教育水平低、健康风险高的人有不接受体检的倾向。考虑到这一情况，从去年开始的特定体检，比起呼吁一般人接受体检，如何提高健康风险高的人接受体检的比率更为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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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对于健康差距问题应采取什么政策性措施呢？实际上，在考虑这个问题之前，需要确定健康状态与收入和教育水平的因果关系。二者之间存在着密切的相关关系，但是因果关系还没有弄清。例如，在收入水平与抑郁状态的关系上，究竟是由于陷入抑郁状态而不能获得充分的收入，还是由于收入低而引起抑郁状态，未必明确。
情况不同当然政策措施也不一样。为了确定这种因果关系，建立长年跟踪个人的调查数据是必不可少的。在持续调查中，如果能够做出结论说，是由于某种外部发生的冲击致使收入减少，其结果陷入了抑郁状态，那么，这个问题就可以通过对收入实行再分配，在一定程度上予以防止。持续调查还可以对差距是否已经固定这一差距论的本质问题做出回答。
另外，虽然是同样的社会经济属性，收入和教育水平各自与健康状态的相关性并不相同。为了制定具有实效的政策，需要弄清这些相关性。而且，虽然收入或教育水平的差距与健康差距相关联，但即使消除了前者，也并不意味着后者就自然消失。
弄清这种因果关系的研究，在欧美被称为“社会流行病学”，作为公共卫生学的一个研究领域正在不断深入。在日本最近也受到关注。
差距论具有直观性，容易招致情绪化反应。但是健康不仅受医疗政策的影响，而且受社会经济政策的影响。同时，人们的健康又对社会经济的状态产生影响。应通过数据认真地验证这种相互关系，运用科学的知识见解建立制定政策的牢固基础。
在微观层面上得到确认的健康差距，对于始终只坚持宏观财源论的社会保障讨论也提出了疑问。大家都在不言之中以均质性为前提，只考察老年人的平均状况，是无法推导出有效政策的。与此相反，我们需要以异质性为前提，通过仔细分析个人的行动样式，发挥激励机制的作用，来思考高效率的对策。例如，利用跟踪调查数据的分析结果，可以筛选出接受体检的对象，根据该人的特性采取更为细致的措施。
利用大规模的、可以进行国际比较的微观数据，得出这方面的知识见解，不仅有利于日本自己的将来，而且对于期待世界第一长寿国家的经验得到明确验证的世界来说，也必将是最大的贡献。
2009年7月3日《日本经济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