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根据”实行增长战略

幹友彦
教职研究员

中室牧子
庆应义塾大学

  安倍晋三政权把经济再生和教育再生放在了增长战略的重要位置。在持续的经济增长中,对实现与全球化相对应的产业政策及人才培养的政策手段,在提出根据的同时展开讨论的重要性已时不可待。

  特别需要通过计测各个政策的效果和分析费用比效果,提供给大家能合理进行判断的信息。因此需要有基于数据和使用严密手法的实证分析的政策运营,即所谓的"基于科学根据(证据)的政策(Evidence Based Policy)"。

◆◆◆

  在指出推进全球化能给提高生产率带来各种好处的同时,相反因企业对全球化的应对落后,而使有的地区不能充分享受全球化带来的利益。下图是经济产业研究所对与工资相关性高的劳动生产率的地域间差距的原因进行的分析。在这里造成差距的主要原因是,包括技术进步在内的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差距。

劳动生产率的地域间差距的要因分解
(生产率上位15都府县和下位15县)
劳动生产率的地域间差距的要因分解
(注)2008年时点、对数值。根据德井丞次·信州大学教授等的论文(经济产业研究所工作论文)制作。

  日本虽然拥有很高的技术,但在地方,还有很多在扩展国际化事业中处于落后状态的中小企业,这种情况和TFP的低落有关。因此,对企业展开国际化支援·促进成为重要的政策课题。

  在这样的情况下,政府制定了2011年中小企业海外扩展支援大纲,面向中小企业的国际扩展,实施各种支援,促进地域活跃化。今后对各种政策的效果测定,需要比费用比效果更有效的政策。为此,有必要提示基于严密的实证研究的证据。

  作为中小企业国际化的问题点,被指出有海外市场信息的不充分等原因,但怎样的渠道提供的信息是有效的,对于这点却没有进行充分的讨论。在这里,笔者等使用企业层面的面板数据,(对同一对象进行持续观察,记录的数据)即经济产业省的企业活动基本调查,对信息来源的差异给企业开始出口活动和持续产生的影响进行分析。

  结果可以看到,把交易金融机关作为来源的信息,特别对中小企业展开国际化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是因为金融机关通过日常的交易关系,掌握了融资方的企业信息,根据不同的企业特性,适时地提供了信息的缘故。

  在上述大纲中提出"把必要的信息详细分类,并简单易懂的提供给企业"作为政策支援的重点,但对和企业没有日常交易的政府来说,这样的信息提供难度很大。

  但从我们的研究来看,政府通过与地域金融机关的连协,提供信息,对推动企业向海外发展是有效的。这样,通过评价有效利用面板数据的政策,有可能提示出提高实现其政策可能性的证据。

◆◆◆

  虽然增长战略强调人才培养的重要性,但作为国家战略,应实施怎样的投资,基于根据的政策讨论非常少。

  关于这点,明显的例子是有关改善小人数班的讨论。众所周知,财务省在2011年度开始实施公立小学1个班为35人的小人数班,通过比较引进这个制度的前后,欺负和暴力行为所占比例并没有发生变化,因此有人主张恢复到40人的大班。对此,文部科学省指出,在非常繁忙的时间里,为了对学生进行细致的指导,小班制是有效的。

  确实,像在财务省提示的不同年龄段孩子的简单比较中,还不能断定小班制没有效果。但即使如此,不仅教师,在工作时间长的日本,仅把教师工作繁忙作为理由,来维持效果不明显的小班制非常困难。

  从美国田纳西州的STAR项目为首,还有多个大规模的社会实验对小班制进行了验证。从这些结果可以看出,虽然小班与提高孩子学力有着因果关系,但决不是高费用比效果的政策。

  诺贝尔经济学家美国芝加哥大学詹姆斯·霍格曼教授指出,实行一个班减少5个学生的小班制,高中毕业劳动者的生涯工资会被减少,他说"从社会来看,小班制并不是一个聪明的投资"。而且,在庆应义塾大学赤林英夫教授等的研究中发现小班的因果关系只有在小学的国语教育中能观察到,在其他的科目及年级中并没有观察到。

  本次讨论的结果是,财务省和文部科学省在无法出示以可信赖的数据及分析为基础的证据的情况下,让35人小班被搁置原状。在此,非常遗憾的说日本的教育政策讨论远离了国际水准。

◆◆◆

  为了展开基于证据的教育政策,有关学校及学力的信息应对研究人员公开,并让第三者进行外部评价。

  比如,代表学力的数据,全国学力·学习情况调查,没有通过统计法来进行统计分类,因此研究人员无法进行个人数据的分析。这类具有利用限制的数据存在很大的弊端。今后如何收集数据并进行公开,是基于根据的教育政策的关键。

  作为把握生涯各阶段的个人教育投资的数据,面板数据很优秀。比如,在政府收集的统计数据中,无以类比的是厚生劳动省的21世纪出生儿童纵断调查,这是从孩子出生开始到现在,长期追踪的数据,从积累的数据中,出现了有关孩子的教育、健康、贫困等各种研究,积累了各种政策性的有效见解。

  并且在海外,被称为政策评价的"黄金标准(理想形)"的抽样化比较试验的社会实验,在教育领域也开始普遍。采用了这种方法的政策因果效果的计测和科学验证也非常重要。

  教育存在地域差距,因此在概括了各地域情况后的政策应对,需要和自治体、教育委员会合作,共同收集数据。笔者等对教育现场的信息通讯技术(ICT)化对孩子们的认知·非认知能力产生的影响,和东京都福生市、茨城县古河市、筑波市教育委员会连合起来,实施了大规模的调查。

  在有限的财源里,为了培养丰富及有创造力的人才,需要对最重要的教育进行的投资进行选择和集中。

  在生涯各阶段的教育中,对怎样的政策重点进行资源配分,才能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并能应对人口高龄化和全球化的人才呢。基于证据提出答案,需要对学校及保护者(父母等)、纳税者实行解释责任。

※本中文稿由RIETI翻译

2015年2月13日《日本经济新闻》

2015年3月5日登载

浏览该著者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