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倾向与乘数效应
在今年1月的参议院预算委员会上，自民党前经济财政担当大臣林芳正和财务大臣菅直人的质疑与答辩引人注目。围绕民主党的经济刺激方案的效果，两人运用经济学展开了白热化的辩论。说实话，在政治决策的舞台上依照经济学开展讨论值得欢迎。在这里，笔者想把这场讨论作为一种奇货，根据经济学研究的动向，对民主党推行的“对家庭收支的补助金政策”的效果进行论述。
所谓对家庭收支的补助金政策，是指像“定额支付款”和“儿童补贴”这样的由政府向家庭支付现金的政策。根据教科书式的凯恩斯经济学，这种补助金政策具有增加家庭消费、刺激经济的效果。
在政府支付的补助金中，显示“被消费部分所占比例”的是“消费倾向”，作为最终结果增加的GDP与支付的补助金的比例是“乘数”。一般认为，支付的补助金的大约70％会被消费，也就是说，消费倾向为0.7左右。如果家庭消费增加，按照有效需求的原理，收入也会增加，进而又促进消费增加。由于这种波及效应，GDP的增长效果高于支付的补助金。如果消费倾向是0.7的话，预计乘数为2.3左右，也就是说，GDP的增长可以达到补助金的2.3倍。例如，一般认为，如果发放2万亿日元的定额支付款，其中1.4万亿日元被消费，最终得到GDP增长4.6万亿日元的效果。
新宏观经济学与经济刺激效果
对此，“新宏观经济学”明确认为，家庭在消费时会考虑到将来，指出补助金政策没有刺激经济的效果。如果以发行国债的方式作为补助金的财源，可以预料，为了偿还国债，将来会增加税收。也就是说，对于合理的家庭收支来说，补助金政策是与将来的增税配套的，只是暂时带来收入变化的政策。在这种情况下，家庭收支为了防备将来偿还国债时的增税，会把补助金储蓄起来，结果补助金的“消费倾向”为零。如果消费不发生变化，当然也就没有刺激经济的效果。
这种对政策效果的不同评估，作为凯恩斯经济学和新古典派经济学的“消费函数论争”广为人知，从1970年代后半期开始一直争论至今。但是，经济学的主流已经逐渐向以新古典派为基础的“新宏观经济学”转变，讨论似乎已经很充分了。许多经济学家都对补助金的经济刺激效果持怀疑态度，认为根据教科书式的凯恩斯经济学来评估政策已落后于时代。
落后两圈的政策争论
然而事情并不那么简单。从1990年代后半期以来，使用更为精练的方法对萧条时期的减税和补助金政策的刺激消费效果进行了验证，许多实证研究都证明了这些政策具有刺激消费的效果。在美国，2001年的IT泡沫崩溃和2008年的雷曼冲击之后实施了减税政策，其消费倾向被证明在0.2至0.4左右（Johnson, Parker, and Souleles, 2006; Shapiro and Slemrod, 2009）。这个水平与根据日本内阁府调查推算出的定额支付款的消费倾向值0.33为同等水平（内阁府，2010）。
而且，支持这种实证性观察的理论背景也是非常完善的。通过从传统的经济学分析方法中派生出来的“预备性储蓄”理论、以及考虑到人的不合理性的行为经济学分析方法，正在逐渐弄清即使人们考虑将来，消费也会得到刺激这一机制。
也就是说，在经济学研究的最新领域，承认对家庭收支的补助金政策具有一定的刺激消费效果，这意味着经济学研究正在进入“新宏观经济学”的下一个阶段。换句话说，在日本作为标准的凯恩斯经济学不是落后了一圈，而是落后了两圈。
不知是幸运还是不幸，最新研究的政策含义比起新宏观经济学，更接近教科书式的凯恩斯经济学。在这个意义上，日本的政策评估的方向是正确的。但是，例如，如果以行为经济学理论作为前提的话，像定额支付款这样的一次性支付和儿童补贴这样的定期支付，即使支付总额相同，经济刺激效果也不一样。要想正确地分析这种不同，需要在理论上和实证上得到发展。
当然，从全世界范围来看，学问上的最新研究成果对现实产生影响，存在一定的时间差。不过，至少在落后两圈之前，有必要改进政策讨论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