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拉克战争的爆发加深了经济形势的不透明性，有人提出“在危机时刻，不能让结构改革削弱经济力量”。但是，政治领域对于“结构改革”的内涵并不明确，这是因为研究人员的措辞和政治领域通用的措辞之间存在着差距。如果不对政策论争中的措辞加以整理的话，就可能会出现政策提案在执行过程中完全背离初衷的结果。目前，有必要区分结构改革的内涵，提出几个具体的改革口号。
结构改革的内涵是否明确？
“结构改革”一词用起来很方便，它有时给人一种“通过大规模改革，日本将会得到改观”的印象，有时又让人感到是“崇洋媚外者试图改造日本的阴谋”。可以说，在政治家们通用的水准上，对结构改革内涵的理解还存在着混乱。
经济学家对于结构改革或许存在一些共识，即：公共事业在经济中所占比重过高，结构改革是要力图改变这种状况；结构改革是指政府不再花大气力扶植生产率低的部门，而是要通过政策促使资金和劳动力向生产率高的部门转移。
但是，小泉首相所强调的为重建财政控制国债发行的方针，能否可以称为结构改革呢？为处理不良债权而投入公共资金将使财政状况恶化，能否说这就是与结构改革背道而驰呢？恐怕未必如此，结构改革之所以称为“结构”改革，恰恰因为事态复杂，不能简单地以单纯理论来解释。
“研究分析中的简洁模式倾向”和“政治领域的敌我逻辑”
明确政策的主要内容是必需的，问题是主要内容可以简化到什么程度。为制定政策而进行研究分析之际，总是不可避免地存在将事物单纯化，将事物套进简单的模式中的倾向，这本身并不应该受到批判。不过，如果说许多分析模式都是在一定的制约条件下成立的话，在适用于现实之际，就必须充分地认识制约条件。但是，类似“如果这样，就会那样”“其它情况下可能会这样”等解释只会使人更加糊涂，缺乏吸引力，所以，通常在进行政策提案时只提出结论。
如果只是这样，事情并不复杂，问题是政策提案一经提出，即具有政治色彩。在这个世界上，与其说难以排除“敌我”关系，倒不如说是在这一原理之上成立的。政策提案被简单化后，其结论独立地出现在这个世界上，至于模式的制约条件、模式的内涵则变得无关紧要了。如此一来，政策执行者就会从自己的立场出发，对政策的实质内容任意加以诠释。
由于这种政治力学的作用，就出现了下面的情形：有的人利用通胀目标论，批判“小泉政权顽固坚持结构改革，导致经济恶化”；有的人则认为通胀目标论是有利于结构改革的措施，恰恰是日本银行不采取通胀目标，才导致对启动财政的期待值增大，阻碍了结构改革。
“因利害关系而对立的政策”和“因正确而对立的政策”
为防止分析简化后可选择的政策方案变得模糊不清，有必要区分“因利害关系而对立的政策”和“因正确与否而对立的政策”，也就是说，如果明确了因利害关系而造成的政策对立的契机，反而会在选择政策时达成对现状的共识。政策需要花费成本，如果明确其成本，就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得出利害关系的对立图式。
当然，即便达成了“最好实行通货膨胀”这一共识，还存在着通胀目标政策是否有效这样政策正确与否的意见分歧。不过，这样一来，议论的焦点就应该转为是否准备承担尝试风险，以证实政策的正确与否。这一讨论还可以与“因没有更好的措施只好甘心忍受通货紧缩”的意见相结合，进行比较研究。如果政策无效，则必须对不断持续下去的通货紧缩有所防备。如果这样做的话，在正确与否的争论中就不会出现“二者只能择一”的局面。
制定政策论争的辅助线
山岸俊男教授针对“信赖和安心”进行对比，出色地阐明了现代日本社会体系中利害关系的对立情况。与社会体系由放心阶段必然会过渡到信赖阶段相比，在政治领域中，我希望大家能够关注通过信赖和安心的竞争，以政策改变社会这一侧面。
这种围绕社会体系的竞争，有可能替代围绕政党和政权的政治竞争，因为它是发挥民主政治功能的必要条件。或许应该将政策中“正确与否” 领域的论争限定为特定领域，而必须扩大“利害关系对立”的领域。
为此，应该整理政策论争中的措辞，即制定“政策论争的辅助线”。笔者采访了各领域的专家，针对政策论争背后的“思考方式”“价值观”等进行了探讨，开展这些基础工作的目的是为了制定这条辅助线。采访工作已经作了很多，笔者准备在网上公开采访记录，希望能够一边理清经济政策论争中“正确与否”和“利害对立”关系，一边探讨具体的改革口号。敬请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