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企业，还是要公平?在宁要好社会，不要好经济的左派和宁要好经济，不要好社会的右派之间，何去何从? 英国一定要把这毫无结果的、长达一个世纪的论争抛到脑后。”英国前财政大臣戈登·布朗发表预算讲话时说。
　　　　　　　　　　　　　　　　　　——《金融时报》，1999年11月10日

　　“虽然限制获取不正当科益的权利，但哪一个政府真的想要削减企业家的资本利得税?过去，英国工党政府财政大臣似乎把财富创造看做是一个没有个人致富也能够产生的抽象过程……(但是现在他接受了‘好经济’一定意味着日益不平等这个事实。)”
　　　　　　　　　　　　　　——《金融时报》Lex专栏，1999年11月10日

　　但是，我不想接受这个观点。本书最初是为英国读者写的，如果有人要我用一句话来解释一下书名副标题“比较(versus)”的意思，我想，我的回答会是这样的：布朗的讲话是与布莱尔-克林顿派的主张相呼应的，是所谓第三条路的典型言论，在1998-1999年间曾经流行一时。正是这种论调得到了大多数美国人的衷心拥护，但是德国人和日本人，不管布朗指的是左派还是右派，正像他或专栏评论家所说，对于钱和人生目的有着相当不同的看法。概括地说，主导德日的观点让我看来似乎是这样：有钱的确是一件极好的事情，很少有人不努力去赚钱，但是如果你想知道人们为什么要不畏艰苦，不昧良心，那么富于创造性和冒险性地去工作?在这个答案里，钱只起了一个很小的作用，你只需观察一下社会结构，组织安排的公平感、从人与人的关系中派生出来的友谊、团队精神和责任就不难理解了，更不用说对于工作本身的内心满足感了。
　　在这本书里我也企图引起大家注意，事实上，人们所信奉的信念，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受到他们实际所处社会其他成员信念的影响和制约。反过来说，在一个社会里人们听到的，如果总是钱是惟一能靠得住的东西，那么，这个社会就会成为一个惟钱是图的社会。这本书并不符合新古典主义经济教科书的标准，在这类教科书里写到的“人性”仿佛到处都是一样的，经济“规律”是从到处都一样的人类共同的最大理性行为中总结出来的。我这本书是关于活生生的人的，家庭、学校、烟草广告、电视剧、政客的演说和工作友谊已经使他们成为个体，作为个体，他们已经意识到自己属于某个特殊的国家社团。而且，他们的经济制度、经济行为的结果也不同。
　　我正是从不同社会对于钱和人生目的极其不同的信念开始人手的，而在合作和竞争、个人的权利和个人对于社团所应尽的一般义务之间适当的平衡上，也包含着相应的信念。更甚者——更何况——这些信念，如价值观、伦理标准的不同体现在并因此而强化了经济制度的不同，如商业公司的性质和管理(谁有权力做什么，达成什么样的共识，或者说法律实施赋予哪种权力以合法的地位)；贸易关系的模式(在贸易关系中形成的利益分歧和冲突方式，一方面受控于法律合同和法院的角色，另一方面取决于相互的信任)；竞争者之间的关系设定(有的被看做是有价值的合作伙伴，能够促进国家经济的发展而受到鼓励，有的则被看做是损害公众利益的阴谋垄断集团而受到压制)；政府干涉行为模式(不是相信政府只能压制企业，就是因为信奉自由市场个人主义的意识形态，为了保护消费者的利益，反对不正当行为，如何严格规范经济活动，，采取了多少旨在促进企业发展的行为，或者采取不干涉政策)。
　　这本书(特别是第二、九章)是从各种角度来探讨德日与昂格鲁-撒克逊即英美社会的不同之处的。自从法国官商米歇尔·阿尔贝尔(Michel Albert)写了极具刺激力的《1991：资本主义反对资本主义》(Capitalism contre Capitalism l991)之后，昂格鲁-撒克逊这一术语就已经得以确立。尽管昂格鲁-撒克逊资本主义无可争议地，主要指的是美国的经济形式，而且正是由于美国的无可匹敌的力量和榜样使它扩散到整个世界，但加拿大、新西兰和澳大利亚所具有的类似的体制这一事实给这一术语增加了某种合理性。
　　两种经济体制的不同，不仅仅表现在对“效益”的作用，即如何最大化地利用珍贵的资源上，也表现在对变化的限制和机会，动态地变化应对的能力上。他们也有社会问题，如不同程度和方式的不平等，社会的团结以及人们对于社会公正的信念问题等等。这就是为什么在我看来，让中国人民了解经济组织的不同方式，特别是德日与英美经济体制的不同之处，就是十分重要的了。我听说，自从1993年中共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以来，中国在不断地展开有关构建“现代企业制度”的争论，这样的争论经常是建立在一种假设之上，以为真正的“现代”商业公司的形式只有一种。而实际上，这些年建立起来的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的法律，已经被解释为各种不同而广泛的形式，这对于我来说，真是一件极好的事情。今天的中国经济是体制实验和学习的一个巨大的试验场。在技术上“边做边学”，已经带来了经济发展的高水平，欧洲和美国的商店里日益充塞了中国制作的高精产品，在体制和组织上，也取得了相应的成绩。
　　当然，参与实验和学习的势力、模式是不同的，与美国和东南亚，德国和日本公司合资的企业提供了具体的模式、可传授的指导，并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在形成体制方面更为深远的影响是理性模式——通过商业学校、经济学家和政府官员发展起来的不同国家的体制如何发挥作用的观念。
　　中国的体制改革者所知甚多并很具体的是美国模式(甚至比知道“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还要具体得多)。毫无疑问，美国经济是地球上最有力、最多产的，并且(尽管不是在80年代，而是在90年代中后期)也是生产新形式的最活跃的先驱，“照着美国学，你也会成功”，这是一个简单明了的结论。
　　而且，这种模式作为一个具体的例子，经过典型的新古典主义经济教科书的合理化而进一步得到加强，大学经济系现在教的都是由美国经济学家写的，或者模仿美国经济学家写的同类教科书的同种经济学。自从俄国和东欧共产主义政体崩溃以来，这些教科书中的设想不仅渗透到全世界的院校，也渗透到全世界制定政策者的思维之中，使个人自由主义，或称市场主义成为一种接近于世界性的思潮。这种学说的教训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政府信念体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诸如将短缺资本投放到股票市场能够确保产生最高回报的观念；用户第一，加上自由竞争能够获得最大的生产率和普遍福利；政府只能在规定明确而严密的市场倒闭的条件下才应实行经济干涉；自由贸易和自由资本运作总是有利可得的；中央银行应该独立，它的惟一职责就是防止通货膨胀等等。美国的霸权不仅仅表现在它的“硬件”上，也表现在它的霸权文化的“软件”上。
　　今天，中国正在寻求进入WTO，从某些方面看来，很像60年代的日本寻求进入“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与今天的中国一样，那时的日本在世界市场中正处于后浪推前浪之势。也与中国一样，它急切需要技术革新的能力，而与竞争对手相比，它的相对主要优势在于传统制造技术和低工资的结合。而且，至关重要的它还是一个技术引进者，也像今天的中国一样，是一个输入的、体制的(不仅仅就是物质的、技术的引进者)，一个处于不断地变化，不断地创造、修改它的体制，急切寻求答案，向外国模式学习的社会。
　　不过，现在的中国和那时的日本有一个重要的不同，日本作为特定的美国客户的状况，使美国模式具有头号的影响并不奇怪，而且首先是，美国模式在那时，对于集体协议、收入再分配的尺度、旨在促进增长，充分就业的凯恩斯措施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不可轻视，在今天，它已经发展成为自由贸易、以金融为主的模式。其次，美国的影响力在70年代，正像在21世纪初一样，决不是压倒一切的。那时，社会主义远未名誉扫地，欧洲的社会民主健康而有活力。许多日本的体制设立者发现法国的计划、北欧的福利制度、德国的社会市场要比美国模式、既定的传统更令人满意，从而对于日本的再造和成长起到强有力的作用。这样，日本的经济改革建制明显地开始不同于英美的自由市场经济。终于到80年代，当日本仍然一浪推一浪的时候，美国经济反而停滞，许多，也许是大多数日本人开始相信，他们的体制，特别是商业公司Nihonteki Keiei结构不仅是独特的，也是优越的。因而，在80年代的美国商业学校里，甚至许多美国人都崇拜地、而不是批判性地研修有关日本管理风格的课程，一时最为流行。
　　今天的状况有了很大的改变，这本书并不只限于比较以德日经济为一方，美国经济为另一方之间的不同，也涉及到在德日这两个国家中所展开的激烈论争，这些论争是由那些认为本国制度有问题，一切都搞糟了的人发起的。这些改革家表明，我们所需要的就是近20年来英美成功创造出来的一切事物：客户第一，道德的和竞争的有效性原则，放松管制；公司管理改变到集中为股东创造价值上来；国家对于鼓励依赖懒惰的福利制度特别要压低水平，以及调整税收，让财富的创造者保有更多的财产等等。
　　这种论争在日本比德国更为刺耳，引入注目，主要是因为日本社会经济距离昂格鲁-撒克逊的观念更远。不过，很清楚，当1998年至1999年初写作这本书的时候，这些改革家的意见支配了媒体、商界和政界的言论。
　　尽管《金融时报》和《华尔街杂志》以一件件令人快慰的证据报道，日本公司为追求低价，正在取消忠诚的供应商，拒绝支持企业集团内的银行再筹集资金，宣布废除终身雇佣制等等，但下面我想证明的是，在某种程度上，经济行为的改变，实际上远没有那么富于戏剧性。

后来的发展

　　写完本书时，正像我在英文版序言中所说的那样，日本的经济和自信心都在出现恢复的征象，开始有更多的人对于改革者所倡导的股东价值、私营化和竞争的激烈化更多地表达他们的怀疑态度，而对日本管理体制的持久性和优越性更多地持有肯定态度。
　　现在，这点自信的萌芽又一次受到极大的摧残。美国的经济滑坡产生了两个后果。第一，它使曾经为改革者们提供了很多启示的美国模式失去了光彩。近来，硅谷的神话已经沉寂。第二，输出前景的黯淡已经扼杀了日本经济的复苏，从而使其更深地滑人需求不足的通货紧缩之中。政治危机已经使一个新政府和新首相产生，因为他迎合了“机构改革”会带来繁荣的普遍信念，从而获得了巨大的声望。(他在议会首次发表25分钟的政策讲话中，使用“改革”一词不下于37次。)然而，他的改革意味着什么？就是过于仓促地清理公司的债务，好像只是加深了不景气。
　　他所强调的是结清银行往来余额单子上的坏账。然而，除那以外，2003年之后邮政储蓄银行私有化，以及限制银行持有股票的改革(主要为了让银行与不稳定的股票市场相隔离)仿佛是迄今才阐明的惟一的法律性措施。改革计划似乎并未包括任何法律上的变化，有关这一问题将在下面讨论。自从本书写作18个月以来，实际的变化是很小的：
　　——为自营职业者和公司养老金方案，通过了对有明确规定的退休金分摊额以(有限地)豁免税收的法案(个人账户可以用于股票投资)。国家主要养老金制度也勉强得到调整。
　　——为公司管理体制改革正在草拟的方案取得进展，但它很可能被局限在至少要求有一位外部董事(其职责并不仅仅限于给股票持有者做警惕的看家狗的角色)的规定上。
　　——对于股票上市公司会计制度的法律要求变化较多。
　　——在东京股票交易市场外国控股增加到接近20％(一般被描写成灾难性的消沉，但在这样的平均价格收益比率还是超过30，甚至比华尔街的通货膨胀水平还要高)。
　　——尽管来自美国的压力日益严重，但并没有促进有敌意的接管工作。
　　——建立有弹性的主要劳动市场的措施还遥遥无期。
　　德国也实行了养老金制度的改革，在功效上类似于日本，只不过更多地以个人投资账户代替了部分国家规划。更具有实质性意义的改变是为了放松交叉控股管制，减少银行介人工业所有权而明确制定的资本增值税法律。更为模糊不清的是实施昂格鲁-撒克逊化的关键——怀有敌意的接管的进展情况。Vo-daphone接管Mannesmann的事例很能说明这个问题。与《金融时报》预言这次接管将会在“金融逻辑和德国民族主义”之间发生冲突相反，这场战斗最有意义的事情就是德国管理部门(已输掉)明确地以他们最能为股东提供最大的价值为理由而与 之斗争。然而，当一些人发现这次接管发展下去会威胁到德国公司和共同决策制度的完善之后，开始起草旨在加强公司抵抗能力的法案。这个努力因为德国政府最终(开始曾拒绝)同意主持拟订欧洲接管准则而受挫，准则模仿英国，授予股东以很多的权力来限制经理人的正当防卫(股东或许为了他们的利益而反对接管出价)。然而当这一准则提交欧洲议会讨论时，德国Euro-MPs动员了意大利和西班牙来支持他们击败这一准则，这一失败被伦敦城市之音和《金融时报》的Lex专栏形容为“不光彩的”。尽管这将影响到是否模仿照办的问题，但因为德国接管法律对于管理职责比欧洲法案更友善，正重获生机，接管的相似形也比日本大得多。
　　今天，我们只是刚刚处于世界性的经济大衰退的开端，它的深度和严重性将比受到恐怖袭击后航空工业的崩溃坏得多，对于这些问题或许会产生很大的影响。但是迄今为止，我对于德国比日本资本主义更符合英美模式，更有相似性的判断(参阅本书最后一章)，在近18个月以来并没有发生改变。在最后一章我谈到的，中国所发生的，特别是企业制度最终在中国取得支配性的地位这一改革，将对日本体制改革也产生相当大的影响，我特别感兴趣听到中国对这一观点的反映。

中国的论争

　　让我总结，现在中国正在进行的论争，似乎特别集中于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这两个话题。的确，这是关系到将来中国的经济和社会何去何从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决定，正像我在第四章谈到的，日本改革的中心话题也是关于企业管理的论争一样。

内部控制和外部控制

　　英美模式对于企业管理的基本出发点有双重的策略：首先，企业效率以它给予所有者的回报来衡量；第二，经理受命于所有者(外部控制)，否则无效。因而，大量的经济学文献把复杂的游戏理论技巧应用于代理原则，以确保经理代理行为按照所有者原则行事。因而，让公司对于股票交易所、多位所有者、公司账目的绝对透明怀有信任感是必要的，以使“市场”作为一个整体能够发挥必要的外部控制的作用。股票交易所的控制方式应如下列：如果投资者能够对于一个公司的成绩和价值做出准确而精明的判断，股票交易所应该订出相应的股票价格；如果因管理不善，股票下跌，股票持有者将强制经理人加以改善，或者让更好的管理班子组织接管，将这个公司廉价买人，不称职的经理人将因被解雇而受到惩罚。
　　近来谈论上海股票交易所没有效率和腐败问题的很多，一个见多识广的，诚实的股票交易所有必要按照上述模式功能的设想来提供这种外部控制的管理方式。因而，股票交易所是适当的功能经济酌关键性设置，比其他的一些替代性手段，如引导家庭或公司存款进行商业投资，即通过银行储蓄和借贷，或者通过税收和政府补贴，或者通过固定利息债券的方式要优越得多。
　　如果那个模式是符合现实，的确是可靠的，但是到目前为止，有大量的文献说明并不是这样，甚至在股票市场资本主义的产地——美国也如是说。
　　迄今为止，日本企业体制建立在不同的双重策略之上：首先，企业的效率不仅仅看它给予资本所有者的回报，而且还要看它给予消费者、地方和国家，还有雇员(特别是后者，包括经理和工人，形成了类似团队的实体)的回报。(日本企业建立的或许并不是相当于中国的“铁饭碗”——国有企业式的团队，然而，也远非是按照合同雇佣，听命于经理的临时集合体。)第二，促使经理人发挥功效的外部控制更多地来自于生产市场消费者的反馈，而不是金融市场，同时来自于组织内部的控制，如果不是更多，起码也和效率同等重要。
　　日本有哪些内部控制的手段? 首先，必须摆脱所谓典型的垂直领导组织形式的简单观念，这种观念指示着谁具有高于谁，谁响应谁的权威，这只说明了一半的情况。有时，下属的“建议”在某种文化中比其他文化回答得更多，更有力。所以，如果一个人谈论有关内部控制比得上由股票所有者施行的外部控制，他一定不能忽视所谓的“毛细血管式的控制”，较高级的经理对于那些为他们的重大决策准备文件，做细致工作，更年轻而富有朝气的初级经理的直接控制。(不要忘记日本的终身雇佣体制：今天的初级经理就是明天的高级经理，并在默默地竞争着破格提拔)。有时，当初级经理僭越地建立起自己的研究团体，为高级经理写出备忘录，抗议他们认为是战略性的错误时，会有“毛细血管式”控制的另一种更正式，更集体性的形式。
　　取代外部控制的第二种内部控制方式是由高级决策人组成大董事会(在大公司要达到50人)，对会长和他的心腹顾问实行监控。说到实际的决策权，这些董事只提供印章，他们讨论商业的战略问题往往只停留于形式。但他们在公司内部反映民心，雇员的“公共舆论”上起到重要的作用，最高决策人对于这点通常是相当敏感的。
　　第三种内部控制方式来自公司的工会组织。在日本典型的大公司，工会是自主的，仅限于所属企业范围。1946年的贸易工会法并没有详细说明作为“雇主的代理人”，哪些人可以加入工会，这实际上意味着初级管理人员，在他们提升到有职权的位置之前(一般在30多岁)，也可以成为工会会员。(明确提出“雇主代理人”这一指称，因为这个法律是根据雇主和雇员之间存在着强烈的敌对冲突的假设而起草的，这在40年代后期是正确的。今天，在工会和非工会之间划出了一条界限，然而，在对于公司的未来具有着决策权和这些决策的受惠者之间，那些利益很深的相关者除外，还没有理所当然地划出一条清楚的分界线。)工会限制经理职权的方式是通过劳资共商委员会，委员会按期举行会议，研究a项目报告(经理已经做出决定的)，b没有做出决定，需要共商的项目，c联合决定的项目。在德国共同决策体制中，哪一类的决策，在哪一类的范畴内起作用，是通过法律建立的，或者不是；还只是通过一种“机构”——公司内的劳资合同。
　　英美体制外部控制的作用在于通过威胁性的惩罚(通过接管，通过股票市场非个人性的运转，或者被董事会解雇，这个董事会受外部董事的支配，他的职责被明确规定代表资本所有者的利益)，以使经理们保持诚恳和效率。日本内部控制机制通过对于经理人施加道德压力(面对面的，非个人的，疏远的)而起作用。很清楚，至关重要的因素就是那些人的道德感。这是由什么决定的?首席经理往往都是在为公司服务终身之后才能近于胜任。他们的玩忽职守或欺诈行为会毁坏这个公司的荣誉，如果不能符合经济现实加给它的预算硬限制，或许会导致公司破产，这样的威胁的确能够增强这些经理的道德感。
　　经济学家，甚至包括社会学家都不喜欢诉求于文化的阐释，但我认为这并不是毫无关系的，对于道德感所施加的外部惩罚和内部压力之间的不同反映了建立于孔孟仁政之上的社会和建立于西方道德传统，基督教原罪说之上的西方社会之间的不同。相信性善说社会的一个特征，即在它的政治科学中有仁政传统，所谓仁政是一种更注重劝善，而不是惩恶的统治方式。
　　孔孟之道传统是由日本和中国共同承袭的。我没有能力来说它与当今中国有关企业管理的论争是多么的密切，这个传统在多大程度上融进了中国正在寻求建设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之中，但我的主要观点是内部制约和外部制约的整个平衡问题，在任何企业管理的讨论中都是极其重要的。一般而言，忽视这个问题是相当错误的。
　　有关中国企业管理的英语文献忽略了这个问题，这些文章几乎专门集中在外部控制上，目前部分地仍然由政府和党的机构来实行监控，银行、股票交易所和资产管理公司的控制作用正在得到加强。例如，我几乎没有发现有关职工代表大会的材料，或者有关如何通过任职和提升体制来强有力地影响经理们道德感的内部控制的信息。
　　我认为这好像就是受到文化霸权危害的一个典型例子，参加讨论的那些为美国模式闪光的卓越成就所迷惑的人只看到了这幅图画的一半。

会计制度

　　会计制度作为经营效率工具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好的会计管理制度对于生产计划和金融计划，以及成本降低核算都是必要的指导。然而，近来改善德日会计制度的压力，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出于经营效率的考虑，而是来自金融市场，来自投资者和潜在投资者。因为他们想知道公司的股票价格是否真实反映了它的资产价值，或者是低估还是高估了公司价值，而要求公布账目，加强透明度。特别是那些受理合并和兼并的投资银行要求能够为需要接管的公司估价提供有用的信息。目前日本对于它的会计制度的改造基本上是为了达到此一目的。未来的资产估价是以它们的市场价格为准(公司接管的收购价格或许按市场牌价)，而不是他们获得的产权(全部，或是仅限于公司内部)价格。养老金负债必须严格按照退休年龄和寿命期限设想来进行成本核算，惯例是养老基金资产应该与总的负债相等。(在传统的日本公司，如果放弃本期收益是必要的话，对于以前公司未参加职业活动人员的养老义务，当然，并且是没有问题地由未来几代人承担，正像欧洲预扣所得税的国家养老金体制一样。)这种团队承担的精神是这样的坚固，以至人们不明白他们需要充分估计到这个潜在未来债务贴现后的现值，也不明白那些债务需要经由基金获得全额的保险。不管是为了未来的收入，还是作为收购控制的一种手段，为了买卖公司股票人的方便，并没有把保险费估定得很高。
　　因此，在日本从旧的会计制度向新的转变具有重要的含义，它涉及到企业形式从雇员至上到股东至上的转变，这个富有争议性的转变也是本书探讨的主题。
　　会计制度只是这个转变的一个具体的事例，它特别加强了企业为谁的利益服务，应该如何分配权利的意识。
　　就在最近，日本不顾战后牢固树立的把公司看做是团队的观念，改变了它的会计制度，很像今天中国在使用的会计制度，也很类似于英美国家。这个制度主要集中在两个账户上，基本适合于资本所有者：一个是表明所有者资本净值的账户；一个是表明经营资本年度利润的盈亏账户。从销售比率、资本使用比率、产权资本比率等不同方面来看利润年增长利润率是判断经理人效率的主要尺度。
　　利润核算把雇员的工资、薪水和福利看做是诸多成本中的一种，和原料成本相等。经理能够通过裁员、减薪、削减福利等任何手段来降低成本而不影响产量，这可以说是提高利润，获得高效率声誉的一种手段。
　　计算效率比计算利润有一个更好的尺度，实际上这就是所有国家的会计制度都在使用的计算GNP，即增值价值计算。增值价值把公司看做是一个集体代理机构，它使用在此工作的人的头脑和体力，连同投资者与债权人提供的资本，以创造价值。能够创造多少价值是根据公式来测算的，这在实际的操作中相当复杂 (和一切会计制度的测算一样)，但其原理很简单。一方面作为集体角色产生的商品和服务价值，另一方面为了创造价值不得不购买、输入的原材料、商品和服务，这两者之间是不同的。
　　增值价值的最大化，即每一单位使用资本总额的增值价值、每一雇员的增值价值，某类总要素的增值价值，能够像最大利润一样，精确地测量出效率。它的益处在于：能够按平等地位支付工资、薪水，给予资本(付给债权人的利息、股息、租金等)报酬。在增值价值分配表上有两个项目，另一个主要项目是以不同的税收形式支付给国家或地方政府，另外还有或许可以称为支付给公司及其未来的款项，如折旧、利润的保留和再投资部分。如何处理后者可以反映所有制的观念。如果这个公司被简单地看做是资本所有者的财产，那么留存盈余就是给予资本报酬的部分。另一方面，像近年来的中国一样，如果公司不被看做是“合同矩阵”(matrix of contracts)，作为个人主义新古典主义的机构，而是一种“真实存在的法律实体”，那么留存盈余就能被看做是属于这个“公司”，由雇员和资本所有者共享和支配。
　　以平等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给予雇员和资金提供者的报酬分配，其象征性的含义将会对读者发挥作用。它强调了一个观念，即公司创造的价值是提供思想和实际实施的人与提供资金来源的人共同协力的结果，我认为，这个观念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概念是相当一致的。
　　有关公司管理的论争和内部管理、外部管理的重要性问题，有关会计制度和增值价值观念的效能问题，这两点意见并不符合世界主流意识形态，这两种假想会在中国，也会在日本和德国的论争中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我希望本书谈到的德日两国发生的论争和当代中国体制改革的实验也能挂钩。
　　最后，感谢把这本书翻译给中国读者的译者们。

罗纳德·多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