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世界金融危机以来，关于东亚共同体构想的讨论再掀热潮。RIETI教职研究员小川英治就亚洲地区货币协调问题发表了题为“世界金融危机后的亚洲地区货币协调:东盟＋3与东盟＋3＋3的地区货币稳定性比较”的工作论文。论文使用经济产业研究所的亚洲货币单位（AMU）和AMU乖离指标数据，对东盟＋3＋3（东盟＋日本、中国、韩国、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地区内货币汇率的稳定性，分三个模式（东盟＋3、东盟＋3＋3、东盟＋3＋印度卢比）进行分析，考察了如果从稳定汇率的观点来协调地区内货币时，哪种模式最容易实施。［本月话题］，将介绍该论文的概要内容。
本论文根据人们热议涵盖东盟＋6（日本、中国、韩国、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的东亚共同体构想这一情况，对该地区内货币间的汇率稳定性进行考察。与关注东盟＋3（日本、中国、韩国）的货币间汇率稳定性的Ogawa and Yoshimi（2009）论文不同，本论文对在东盟＋3的货币基础上又加入了三种货币（印度卢比、澳元、新西兰元），即东盟＋3＋3的情况，以及在东盟＋3的货币基础上只加上印度卢比的情况，分别进行了实证分析。
论文利用基于AMU-wide的各国货币乖离AMU-wide指标数据（相关数据可参阅经济产业研究所网站（http://www.rieti.go.jp/users/amu/cn/index.html））进行分析。与以东盟＋3的货币为对象的AMU乖离指标的加权平均值相比，以东盟＋3＋3货币为对象的AMU-wide乖离指标的加权平均值，从2000年代后半期以来一直较高。而且，如果观察一下各国货币对AMU-wide乖离指标加权平均值的贡献度可以发现，澳元和印度卢比也与日元、人民币和韩国元一样，对AMU-wide乖离的贡献度相对较大。
参见AMU-wide偏离指标http://www.rieti.go.jp/users/amu/en/index.html
从β收敛和σ收敛的实证分析结果来看，日元套利交易活跃，在发生了次级房贷问题和雷曼冲击的2005年1月至2010年2月的分析期间里，无论是东盟＋3＋3还是东盟＋3＋印度，都与东盟＋3一样，货币呈现非常强烈的乖离趋向。但是，在货币的波动比较稳定的2000年1月至2005年1月的分析期间里，东盟＋3可以观察到收敛趋向，而东盟＋3＋3和东盟＋3＋印度都没有观察到收敛趋向。另一方面，对东盟＋3＋3和东盟＋3＋印度进行比较可以看出，后者的收敛趋向相对较为强烈。
这些实证分析的结果包含了下述政策意义：第一，提倡东亚地区金融合作的清迈协定（CMI）所涵盖的东盟＋3地区内的汇率稳定性，比包括印度卢比、澳元和新西兰元在内的汇率稳定性更高，因此，旨在提高地区内汇率稳定性的地区内货币协调，先根据清迈协定开始实施比较容易；第二，东盟＋3＋印度的地区内货币稳定性比东盟＋3＋3相对更高，所以如果扩大地区货币协调的话，应在东盟＋3的基础上加上印度。实际上，日本和印度之间缔结的与清迈协定的货币互换协议相类似的货币互换协定，也可以使包括印度在内的地区内实施货币协调变得容易。
参考文献
- Ogawa, Eiji and Taiyo Yoshimi, (2009) "Analysis on β and σ Convergences of East Asian Currencies," RIETI Discussion Paper, 09-E-0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