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各国政府都在测算幸福度和主观幸福感，在部分国家还出现了试图让幸福度最大化的动向。本文论述有关幸福（happiness）不同于效用（utility）的最新研究。观察人们做出的选择，可以发现他们还有追求幸福之外的愿望和目标。因此即便人们的主观幸福感（wellbeing）有所升高，但生活水平也有可能比以前更加恶化。
最近，幸福心理学和幸福经济学受到广泛关注，对公共政策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备受瞩目的斯蒂格利茨等人的研究报告（Stiglitz et al. 2009）就是典型一例。该报告以幸福为主要社会目标，提倡政府明确推进扩大对幸福进行调查测算的政策。从不丹等国家到美国马萨诸塞州的萨默维尔（Somerville），在许多地方进行了对幸福度和主观幸福感的测算，并逐步努力改善了尺度。
本文使用幸福度的数据，论述在测算个人福利或社会福利函数时出现的问题。由于资源稀少，所以试图改善幸福度的行动会导致从其他愿望和目标分配资源。本文对这种行动从理论上进行论述，进而探讨区别幸福和效用的最新研究。本研究的证据显示出，幸福和效用并不相等，因此福利经济学把幸福最大化作为政策目标不具备正当性。
与福利进行比较时对幸福的解释
经济学家把效用定义为：从选项中选择个人喜好的测量尺度。为了解各种政策无论好坏都会对社会福利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福利经济学丰富的传统框架是建立在基于单纯选择的概念之上的。重要的是，这个领域的文献是根据反映选择取向的社会目的函数构建的（Feldman 2008）。
能不能正确解释主观幸福感，取决于能否用人们表示的幸福感来测算效用，如果无法测算，试图改善个人表示的幸福度的政策，就未必与他们自己做出的选择一致。这时，就不能根据以往的福利分析来证明这个政策具有正当性。
幸福与效用关系的实证根据
本杰明等人（Benjamin et al. 2011，2012，2013）在一系列新颖的实验和调查中，调查了人们实际做出的选择或假设选择，测算了各个选择带来的预期幸福度。其结果发现，虽然实际选择与幸福最大化选择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但两者并不相同。回答者认为，为了优先高收入等其他目标，可以牺牲幸福（Benjamin et al. 2011）。
我们根据各大城市地区的差异，对同样的特征进行了验证（Glaeser et al. 2014）。在城市经济学领域，研究人员使用空间均衡（Rosen 1976，Roback 1982）概念，对个人能够定居的多个场所的经济结构进行分析。在这种均衡中，人们选择可获得最大效用的场所。这种均衡概念被用来解释了许多实证性事实（Glaeser and Gottlieb 2009），也被用于分析对在城市间决定选址产生影响的政策福利（Glaeser and Gottlieb 2008，Moretti 2013，Diamond 2014）。
如果认为幸福是效用的尺度，那么就可以把Rosen-Roback的空间均衡概念适用于幸福。在效用处于空间均衡状态的国家，幸福也应成为空间均衡的状态。这种均衡意味着，即使移居到别的地方生活，幸福度也不会因此得到改善。当这个等式成立时，也就是幸福与效用相等时，提高幸福度的政策也能够改善福利。如果等式不成立，就无法期待会得到改善。
在Glaeser et al.（2014）的研究中，我们使用全国大规模调查的结果，测算了全美国的主观幸福感。我们使用了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于2005--2010年实施的行动危险基因调查系统（BRFSS）中的问答，提问如下：
"从总体来看，你对自己的生活满足到什么程度？"
回答选项是"非常不满""不满""满足""非常满足"。我们对回答的人口动态特点和抽样误差（注1）进行了调整，结果显示，关于可做比较的个人，每个地区的主观幸福感都可以测算。
图1是美国大城市地区和非城市地区经过调整后的测算值地图（华盛顿邮报也制作了同样的地图）。从地图来看，底特律等地区和包括中西部一带在内的铁锈地带（Rust Belt）与其他地区相比，总体上主观幸福感偏低。铁锈地带自19世纪中期以后，多种制造业得到了发展，但是从20世纪后半期以来急剧衰落。纽约市和加利福尼亚州一带的幸福感也较低，幸福度最高的地区集中在西部、中西部的北部和南部农村地带（注2）。
调查生活满足度与地区特点之间的关系后发现，最显著的情况是城市的衰退。如图2所示，1950--2000年间人口增加率最低的城市，生活满足度也明显偏低。这种倾向在我们的回归分析中也得到了证实，具有极强的统计意义。并且经过多次核实定式化，并以函数形验证了各种假设，都得出了同样的结果。
这种差异给福利带来的结果取决于人们是否积极选择居住场所。尽管有其他选项，但如果仍然选择在幸福度较低的地区居住，就说明他有意识地选择那个地区。图3显示根据每个人居住地区的幸福度统计的人口分布（与前述测算相同）。这里显示的是2010--2011年在大城市之间移居的人口分布和没有移居的人口分布。对移居者使用了移居后对新地区的生活满足度（调整后）。
如图3所示，平均来看，人口向幸福度更高的地区移动，但是向幸福度低的城市移居的人口也相当多。在大城市地区移动的总人口中，有8%的人向主观幸福感最低的10%的地区移居（注3）。如果新居民没有感到不同于原居民的幸福，那么新居民在追求幸福最大化时，没有理由向幸福度低的地区移居。
为了判断这些移居者是否感到新环境的幸福度低，我们使用美国国家家庭与住户调查（NSFH：National Survey of Families and Households）的数据，调查了移居者移居后的主观幸福感。结果发现，我们在BRFSS（行动危险基因调查系统）中经过实证的人口减少与幸福度低之间的密切关系，在使用移居者NSFH数据时也成立。也就是说，生活满足度的尺度并不是由于不幸的人们集中在某一地区的结果被观测为不幸福地区，而是移居者虽然感到自己选择的地区幸福度低，却仍然选择移居那里。
人们为什么选择幸福度低的城市？
尽管各地区的幸福度不一样，但部分移居者却仍然向幸福度低的地方移居，这说明他们追求的是纯粹幸福之外的东西，否则任何人都应该向我们测算的幸福度最高的城市·弗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镇（Charlottesville）移居。那么幸福度低的地区是否提供了某些可填补的幸福呢？
我们的论文提供的证据显示出，幸福度低的地区的居民追求的是较高的实际收入。我们使用过去的数据显示出，在规模大生产发达的城市，即使在最繁荣时期幸福度也很低，但良好的就业机会和高收入填补了居民的幸福度。在铁锈地带曾经繁荣的时代，企业认为距离河流近等自然条件优势可以填补幸福度低的缺点，因此把生产据点设置在这些城市。
一旦从自然条件优势获得的价值下降，城市的生产率也下降，人口也随之减少。这些地区的幸福度虽然依旧很低，但人口减少导致住房价格大幅度下跌。其结果生活费下降，意外地提高了衰退城市的生活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低幸福感。这种悖论关系与认为幸福只是效用因素之一的模型相一致。幸福等于效用、或者幸福是个人的终极目标这一观点很难令人信服。
把幸福与效用区别理解的方法
按照多年的哲学传统进行的规范性讨论结果，似乎与我们经过实证的城市幸福种类相一致。爱比克泰德（Epictetus）（1916年出版）早在距今1900年前就写道：自由、高洁、自尊等深远的目标比幸福更重要。
我们根据Becker and Rayo（2008）采用可选择幸福或其他目标的模型，在Glaeser et al.（2014）中阐释了研究结果。如果把这些概念适用于选择居住地时，就与Bernard de Mandeville（1714）的主张相重合。他在主要著作《蜜蜂寓言（Fable of the Bees）》中强烈主张，选择更有活力、但幸福度低的居住地是完全合理的。同样，在Benjamin et al.（2013）的研究中接受调查的医学院学生为了获得更高规格的实习医生位置的好处，在一定程度上牺牲了幸福也可以说是完全合理的。
当幸福不等于福利时，幸福的政策含义是什么
改善幸福度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收入越高幸福度就越高已经得到证明（Sacks et al.2010），萨默维尔等城市为提高幸福度的工程投入了财源。部分工程或许可以改善福利，但仅靠改善幸福度并不能保证福利也得到改善。即使人们的主观幸福感上升，生活水平也有可能比以前恶化。
由于调查的回答是通过主观加以解释的，因此如果只依靠主观幸福感的数据，就有可能导致制定方向错误的政策。制定政策者根据幸福度调查，向已经出成果的工程分配资源时，他的决定可能导致福利恶化。Stiglitz et al.（2009）认为，现在使用的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尺度，完全没有计算福利，他的主张确实没错。但是有关幸福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告诉我们，对于重视根据测算幸福度来推论目标并分配资源的做法必须慎重。
本文经VoxEU允许，翻译转载自2014年10月15日www.VoxEU.org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