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发端于雷曼危机的全球性经济危机对发达国家的经济产生了严重影响。为战胜经济衰退，重返经济增长轨道，各国应采取什么措施呢？日前，考夫曼基金会（The Ewing Marion Kauffman Foundation）负责调查和政策的副理事长LITAN, Robert E.先生寄稿RIETI网站，题为“‘创建销售额10亿美元的创投企业’：全球经济衰退后发达国家增长的关键”，该文列举美国的事例，指出不能只依靠对研究开发实施财政援助，创投企业的创新和扩大就业更为有效，建议日本政府引进外国创业家，推广创业精神。［本月话题］将介绍该文。
始于2008年的经济危机对很多发达经济体都造成了重大的打击，而且大部分国家（除澳大利亚和加拿大之外）经济复苏之路异常艰辛。此外，大批员工的退休也使经济状况雪上加霜，因为政府要依照承诺担负退休员工的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费用。为了避免结构性财政赤字激增，政府会削减类似的“福利项目”或者靠提高赋税来确保这些项目的财源。然而这些措施都会变为“财政拖累”，造成各国的消费低迷，进而影响其经济增长。
经济增长衰退的情况如果不能得到缓解，便会造成各种社会弊病。最为重要的是，生产的衰退意味着就业岗位增长的减缓，即使不会导致未来数十年的超高失业率，也足以使失业率在未来几年内居高不下。如果那些富裕国家的工人们无法找到工作，那么他们一部分可能会移民到中等收入国家寻找机会，另一部分则可能选择提早退休，如果靠已经大幅缩水的国家福利仍可以维持生计，那么他们也可能根本不工作。对于许多国家来说，裁员计划无异于饮鸩止渴，只会造成更多的社会摩擦和紧张的政治局面。
原则上，只有一种方法可以避免这种暗淡的前景，即发达国家主导或利用飞速发展的技术革新，促使公民提高生产率，从而获得更多收入。公民收入的提高反过来可以拉动消费和投资，从而使国民经济摆脱绝望的恶性循环，逐步走上良性发展的道路。
面对技术革新的挑战，决策者往往选择在第一时间增加基础研究和开发的政府支出，希望借此将科新技术尽快转化为新产品、新服务或新的生产方法和服务渠道。即使这样做是对的（当然，这种方式正确与否还有待商榷），这种简单增加投资的策略对于那些债务缠身的发达国家已经不再适用了，因为当下他们急需削减财政支出。更划算的策略是保持开放，并进一步取消贸易壁垒和直接投资，因为商品和服务的流通以及长期资本（patient capital）的跨国流通都是高新技术传播的高效载体。
然而，即使消除了贸易壁垒也不能确保本国的商业活动最为高效地吸收其他国家的高新技术。在这方面比较明智的做法接受国民待遇，并为那些有意在国内投资的外资企业提供国民待遇。但是最大限度的利用甚至改进国内外最新技术的简单方法是（这种方法非常值得鼓励）采用新的公司构成方式，在短时间内使公司的规模发展壮大。
这正是美国的经验。正是那些突破性的技术创新塑造了今日美国和其他各国的现代生活（汽车、飞机、空调、几乎所有的计算机科技以及各种网络商贸，包括易趣（eBay）、谷歌以及Facebook）。这些新技术一步步走向市场，成功完成商业化转换，并非由传统产业发展而来，而都是依靠企业家们创立新公司来实现的。当然，这个规律也有例外，这些例外主要来自日本，比如丰田和本田都开发了混合动力汽车。
但是，例外也是有原因的。传统公司要维持现状以维护既得利益，特别是在他们仍可以从传统业务中获得丰厚的收益的时候。同时，这些公司中存在着由不同层次管理者组成的官僚结构，决策的形成往往要通过层层审核，以至于他们不能敏锐地把握最新商机。相反，创业者们不会受到现状的束缚，他们的存在正是要打破现状。而且新兴企业没有复杂的管理机制，如果他们之前的想法没有得到消费者的肯定，那他们便会以最快的速度改变方向。基于以上原因，我们可以看到具有突破性的技术革新都是在新兴企业中首先得到应用，而那些规模很大的传统企业则会利用他们强大的科研队伍和巨额预算来进一步挖掘和提升这些新技术的应用价值。
也是在美国，直到大萧条，考夫曼基金会发表或资助的各种研究论文表明新兴公司是创造就业岗位的强大引擎，1980年以后提供了几乎所有的新型岗位。RIETI的研究发现，在日本，新兴公司也是增加就业的重要资源（注1）。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看到其他发达经济体的类似研究，但是据了解，在一些发达经济体中（比如以色列和台湾），新兴企业家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并会持续对当地经济发展做出贡献。
如果新兴公司对技术创新和就业增长都至关重要的话（我坚信如此），那么经济平稳回升以及迅速发展的关键便是新兴公司的建立与发展。事实上创新型公司不仅能使创立者获利，而且能惠及整个社会。一项研究表明，发明家兼企业家们只会占用新发明社会价值的1/25，余下的部分会被其他人利用创立其他公司（注2）。例如试想一下围绕汽车产业建立起来的经济生态体系，或者依靠微软Windows或者苹果的iPhone平台技术而发展起来的工具软件应用产业，我们就可以明白新技术的社会效应了。
基于以上分析，我最近对美国经济进行了一次假设推算。我的问题是美国每年需要建立多少“scale firms”（这里笔者姑且把这种公司定义为年销售额最终可以增长到10亿美元或更多的公司）才能使经济的年增长率提高一个百分点？据这项计算的相关假设数据，答案是30-60个。这是个相对来说很小的数字，因为美国每年大约会出现500000个新公司。但是从历史经验上看，这又是个大数目，因为从1850年至今每年建立的这种“十亿美元公司”只有大约10到15个（注3）。
幸运的是，如果我们认为规模较小但同样运作成功的公司也可以推动经济增长，那么扶持真正的“本垒打”公司（取得成功的企业）的任务便会减轻很多。如果一个经济体可以产生许多能够完成一垒、二垒、三垒打的公司，那么即使没有很多本垒打，同样可以实现较高的增长。
然而，近期美国经济的表现令人失望。考夫曼基金会的数据显示经济危机以来，美国每年新增的公司数量有所上升，但是雇用员工的新公司数目却在一段时间内持续下降。我希望近期可以与我在考夫曼基金会的同事E.J.Reedy一起在新研究中继续收集相关资料。目前我还没有看到日本和欧洲的以雇主为基础的新兴公司的相关数据，但是如果这些国家呈现出和美国一样的格局也不足为奇。
那么，那些习惯于处理大型经济问题的决策者们应该如何鼓励和培养新兴公司，或者那些有潜力提供新岗位的公司呢？我相信对包括日本在内的所有经济体而言，解决这个问题最快速、最经济的做法就是允许，最好是鼓励所有技术移民入境，不仅允许他们进行短期工作（在美国的情况就是这样），而且提供长期生活和工作的机会。
在美国，解决这个问题显而易见的起点便是给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合称“STEM”）这些学科的大约65000名获得学位的留学生发放绿卡。美国的劳动力素质不仅会因此得到提升，而且假以时日大批的新兴公司也会成长起来，因为国家对技术移民创建公司提供了良好的环境。
相对保守一点儿的解决方法是只为那些已经开始创立公司的移民提供准入机会，降低外资企业的门槛或起始税收，正如参议员John Kerry提议的，Richard Lugar准备提议的立法议案那样（虽然我不认为我们应该保持对企业家移民人数上限的规定）。对移民的企业家发放签证能够避免政治上的移民阻碍（担心移民者会从美国人手中“抢走”工作岗位）因为，只有那些移民雇用了其他工人（不包括亲属）后，他们才能得到永久签证。尽管如此，美国现今的移民政策太过复杂凌乱，即使是如此合理的想法也未能得以实施。
在智利，情况便大不相同了。该国启动了一项计划，每年向申请者中的最具潜力的300名企业家提供相当于$40000的资金，邀请他们到智利发展。而其他发达国家，比如美国，甚至日本，也许并不需要向企业家们支付这笔费用，他们只要对这些创业者敞开大门，便能招揽到大批人才。
从历史上看，日本并不欢迎移民者，虽然该国自身面临老龄化问题，而且劳动力人数也在减少。考虑到日本相对封闭和保守的文化特性和民族观念，我可以理解他们面对这种转向的犹豫。但是正如许多国家已经发现保持开放，与他国进行贸易与资金的流通有利于本国经济发展一样，日本也会发现在全球化时代，开展国际贸易，努力吸引各国员工，接受或是主动招聘外国员工是非常有利的。所有的移民者都承担着很大的风险，他们背井离乡，移民到一个陌生的国家需要足够的勇气和魄力。那么为什么不接纳他们，为那些有志于创立公司的企业家提供一个机会呢？
普遍认为除非已经在日本生活过一段时间，否则外国人创立具有规模的公司是很有难度的。情况确实如此，但是如果日本接受更多的留学生，这个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在美国学生中间，留学日本仍然很有吸引力，这正是日本可以发掘的资源。如果出台新政策，留学生在一定时间内创办新公司便可以继续在日本生活，那么这将使得本来就很有吸引力的日本更添魅力，成为年轻人的移民目的地。这也会使日本在与中国的竞争中更具实力。目前中国是有创业梦想的年轻人首选的目的地之一，只是中国仍缺乏在发达民主国家确立已久的政治自由。
当然，如果日本要重新回到高速发展的轨道，还需要更多步骤，本文提出的方法需要提高新兴公司的比例。日本创业发展面临的另一个主要障碍是，许多大公司会为员工提供住房或者住房补贴。考虑到日本高额的住房消费（特别是大城市及其周围），员工普遍看重这项福利。这种福利影响了新公司发展所需的潜在雇员的积极性。这些员工往往都具备新兴企业家所需要的那种对于市场走向的敏锐洞察力，但是他们很难放弃大公司优厚的待遇。作为一个旁观者，对于如何最大程度的解决这个问题，我也抱着迟疑的态度。也许可以从对取消该项福利的公司进行税率奖励这个政策出发，同时提高员工工资来补偿住房福利的损失。
在日本，企业家发展的另一个障碍是，创业失败带来的挫折感和耻辱感，这种现象在其他国家也存在。这里我们要强调那种经受挫折但仍然以此为荣，积极进取的企业家精神。从在硅谷打拼并取得成功的企业家身上，这种精神集中地表现出来。实际上，在美国，许多风险投资家和天使投资者只会向经历过失败的新公司投资，因为那些创业者已经学会了如何避免错误。
这里，我也不想提出具体的建议来改变日本人对于创业失败的态度。因为这显然是一个社会文化问题，并不是靠几项政策的调整就可以轻易改变的。当然，也许可以从学校教育的角度出发，可以从小学开始，或者至少在大学教育中应该强调这种意识：失败是成功之母。即使是现在最成功的日本公司（更不必说其他国家的大公司了）也要在反复尝试与失败中积累经验，最终才能得到消费者的认可。这种为今后的成功打基础的失败经历正是日本的企业界和实践先驱者（thought leaders）应该重视和积累的宝贵经验。
我之前对政府资助科研开发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提出了质疑，这里，我要谈谈如何确保政府研究开发支出的合理配置，以成功实现新技术的商业化进程。美国政府将大量研究开发经费拨到各大高校，这些高校在将技术转化为商品和服务的过程中取得了一些成功。但是，我认为美国的方法可以进一步改进，获得更好的效果。政府可以要求接受研究开发经费的大学赋予研发人员更多权利，使他们可以对自己的新技术进行自主授权，改变只能在自己所在院校获得授权许可的局面。在学校科研开发中引入授权许可的竞争机制必然会加速新技术的商业化进程。
就我所知，在日本，大多数政府开发研究资金都流入了国家实验室，或者直接流入产业链条，与美国相比，日本对大学科研机构的投入要少很多。如何对政府投资进行合理调整，以促进新技术产品迅速获得商业成功？目前我对于这个问题还没有成熟的考量，但是政府也许可以尝试和比较一下不同的投资方向，可以赋予新技术发明者更多的权利，或者对完成自身发明商业化的研究者给予资金奖励。
总之，发达国家在未来几年内都将面临严俊的挑战，他们不仅要从战后的经济低谷中复苏，而且要在尽量减少政府开支的基础上寻求可持续发展的途径。各国居民未来的生活和世界经济的前景也悬而未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