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人民币汇率水平问题有各种不同的见解，有人认为“基本上与现行的汇率水平相同”，而有人却认为“对现行的汇率至少低估了50％”，这表明正确判断人民币汇率水平难度较大。佐藤清隆先生（横滨国立大学）等人的论文“对人民币估计过高还是过低？——利用国际投入产出表推算均衡汇率”，从重视中国在亚洲地区内积极开展的加工贸易这一实体经济方面现状的观点，对人民币和美元的均衡汇率进行了推算。［本月话题］将介绍佐藤先生等人的论文概要。
200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的贸易顺差急速增加。中国政府认为，中国的贸易顺差并非由于人民币汇率造成的，对此，对合理的人民币汇率水平，即对现行的人民币汇率估计过高，还是估计过低这一问题引起了热烈的讨论。
均衡汇率作为衡量名义汇率水平是否合理的一个尺度而被广泛使用。但是，所谓均衡汇率究竟是要使什么达到均衡，对这一问题的解释本身就不统一，由于存在这种不同，使用的分析方法也不同。例如，最经常使用的分析方法有下述几种：（1）夸张购买力评价（Purchasing Power Parity: PPP）的因素，把贸易商品和非贸易商品的生产率差距引起的汇率变化考虑进来（换句话说，就是引进了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Balassa-Samuelson Effect））；（2）推算经常项目收支的规范性水平，把能够实现规范性水平的实际汇率水平作为均衡汇率，以此来计算各国的均衡汇率；（3）认为均衡汇率是由贸易条件和对外净资产等经济基本指标决定的，从这一观点出发进行推算。但是，使用这些分析方法进行推算，结果各不相同，有的推算得出“基本上与现行的汇率水平相同”的结果，而有的推算则得出“比现行的汇率水平增值了50％以上（即对现行的汇率至少低估了50％）”的结果，由此可见，判断人民币汇率水平是否合理有一定的难度。
基于这些分析方法的研究，多半是根据众多分析对象国的跨国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但是这会埋没分析对象国固有的经济性特点，实证分析的结果并不一定能准确地反映出该国的现状。而且，最重要的问题恐怕还在于，在实证分析中没有考虑到下述问题：即近年来亚洲地区的贸易急剧扩大，尤其是处于其中心位置的中国，与该地区各国之间的加工贸易非常活跃，在中国近年来的巨额经常项目收支盈余的背后，存在亚洲地区内的生产网络这一实体经济方面的特点。
我们认为，推算人民币的均衡汇率时，在实证分析对象中纳入实体经济方面的因素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从这一观点出发，尝试了推算均衡汇率的新方法。该方法主要有下述两个特点：第一，聚焦中国作为亚洲地区贸易中心积极开展加工贸易这一实体方面，根据Yoshikawa（1990）模型（注1），尝试从供给方推算人民币对美元的名义均衡汇率。假设为使双边出口商品的国际竞争力均等而决定均衡汇率，推导出纳入劳动和中间产品的投入系数的确定均衡汇率的模型。特别是以零部件和半成品等全部中间产品为对象，按各部门以及按各进口对象国分别计算中间产品的进口价格和投入系数，再以此为基础，推算人民币的均衡汇率；第二，通过使用按部门以及按进口对象国分别计算的中间产品的进口价格指数和投入系数，对包括中国和美国在内的国际投入产出表进行推算。为了准确地掌握两国出口企业从国外采购（进口）中间产品，并向国外销售（出口）的活动的时序变化，我们对从1992年至2008年的每年国际投入产出表进行了计算。特别是关于采购（进口）中间产品，使用各部门（产业）以及各进口对象国的详细数据，推算了均衡汇率。
本文将推算出的人民币均衡汇率与根据名义汇率和一般购买力评价计算的汇率（PPP汇率）（注2）进行了比较。首先，在把人民币对美元的名义汇率与PPP汇率做比较时发现，只要以2000年为基准，那么名义汇率与PPP汇率显示出非常相似的浮动，双方基本上都没有显著的起伏。而且，自2005年以来，相对于名义汇率持续下降（增值）的情况，PPP汇率反而略显上升（贬值）。而本研究推算出的均衡汇率自2000年以来显示出略微上升的趋势，但是在2005年至2008年期间却急剧下降（增值）。这种情况说明，如果以2000年为基准，那么人民币在2008年需要升值65％（也就是说，2008年的人民币汇率水平有可能被大幅度低估）。本研究进而对什么因素（变量）推动均衡汇率变化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近年来均衡汇率的急剧增值，起因于中国的劳动力及中间投入系数得到了大幅度改善（生产率上升）。我们的分析与先行研究不同，对经常项目收支的水平没有加以制约。尽管如此，推算出的人民币均衡汇率的显著增值，与2005年以来中国的经常项目盈余，尤其是对美国的盈余急速增加的状况基本上一致。
我们推算的人民币对美元的名义均衡汇率自2005年以来大幅度上升，反映了中国贸易结构的实际状态。这一推算结果表明现行的人民币汇率被大幅度低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