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美政策的不确定性增大——日本企业或减少直接投资

张红咏 研究员

  最近,世界经济前景的不透明性和不确定性经常成为话题。新上台的特朗普政权奉行“美国优先主义”,英国决定退出欧盟(EU)都可能对在欧美的日本企业产生影响。此外,中国的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也有所增大。

  本文考察对国外市场(主要是日本海外企业所在国的政策)的不确定性与日本企业向国外发展的关系,特别关注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向国外发展的情况。

◆◆◆

  首先,怎样测量政策的不确定性呢?作为确认政策不确定性的指数,美国西北大学Scott Baker副教授、斯坦福大学Nicholas Bloom教授、芝加哥大学Steven Davis教授等编制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EPU=Economic Policy Uncertainty)。

  他们根据多家报纸新闻报道中同时使用了(1)不透明、不确定等单词;(2)经济(3)政策等相关单词(如政策、监管、财政等)的文章数量进行编制,指数值越高,意味着政策的不确定性也越大。

  除了美国,还以同样的方法编制了英国、欧盟、中国、日本的时序EPU指数。使用该指数的已有研究表明,近年来欧美的政策不确定性加大给宏观经济业绩(国内生产总值、工业生产、企业设备投资和就业等)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图1显示了2014年1月至2017年1月美国的EPU指数和日本对美直接投资的推移。直接投资流量的数据是国际收支每月实施额和回收额,实施额减去回收额就是直接投资的净资产。

图1:美国的EPU指数与对美直接投资
图1:美国的EPU指数与对美直接投资
(注)2016年10月-2017年1月的直接投资实施及回收额为初步值
(资料来源)财务省《国际收支统计》

  美国的EPU指数从2015年下半年到2017年1月发生了很大变化,特别是2016年6月,民主党和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确定之前,以及11月选民投票时期,政策的不确定性达到最高指数。指数在12月一度下降,但特朗普就任总统的2017年1月再次升高。

  另一方面,从对美直接投资来看,与2014年和2015年相比,2016年4月以后的实施额和回收额都较少,日本企业的投资活动呈现若干停滞状态。据初步分析,由于直接投资的不可逆转性和比起证券投资需要调整费用,因此许多日本企业推迟了投资或撤资的时期。这说明,前景的不确定性可能具有抑制直接投资的效应。

  那么,在美国新政权下,日本的对美直接投资会怎么样呢?特朗普政权的贸易政策的特点是通过双边谈判振兴出口,优先购买美国产品(Buy American)。如果美国对进口产品征收高额关税,使本国产品得以优先购买,向美国投资的日本企业就会增加。

  特朗普还曾经点名批评丰田汽车公司,口头施压要求外国企业向美国投资。这种做法可以称之为“Invest American”。今后日本企业看好特朗普政权的经济政策和美国市场的增长,增加对美国投资的可能性非常大。

◆◆◆

  另一方面,我们把视线转向欧洲,2016年6月英国刚决定退出欧盟,日本对英国的直接投资的变化令人回味。英国经济的不确定性(EPU指数)达到了世界金融危机以来的最高点。

  但是从图2可以看出,由于决定退出欧盟,英国的EPU指数大幅下降,2016年7月以后,对英国直接投资的实施额和回收额两者均急速增加。这说明,由于英国政策的不确定性下降,对于日本企业来说,修改对英国投资方针、转变经营战略等决策变得容易了。

图2:英国的EPU指数与对英国直接投资
图2:英国的EPU指数与对英国直接投资
(注)2016年10月-2017年1月的直接投资实施及回收额为初步值
(资料来源)财务省《国际收支统计》

  当然,既有看好英国经济前景进行投资的企业,也有悲观撤资的企业,把统辖全欧洲商务活动的部门设立在英国的日本企业也很多。如果英国退出欧盟使英国按照欧盟规则建立的制度和监管发生重大变化,有些企业就有可能出于商务方便等原因把欧洲基地转移到英国以外的国家。

  关于美国和英国的政策不确定性和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上述观察结果基本上与美国俄勒冈大学副教授Brandon Julio及美联储(FRB)Youngsuk Yook先生的最新研究成果一致。

  他们使用美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季度数据和各投资目标国的选举数据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与不进行选举的时期相比,在选举结果揭晓前的季度,对外直接投资减少了大约13%,越是险胜的选举,负面影响越大,外国政策的不确定性的变化也会给跨国投资带来负面影响。

◆◆◆

  接下来看一下企业层面的微观数据。海外市场的不确定性给跨国企业海外子公司的前景预测带来影响的结果,有可能给总公司或当地子公司的投资判断也带来了负面影响。关于这一点,我想介绍一下笔者对不确定性和日本企业的对中国直接投资的研究。

  2012年9月,在中国发生的围绕钓鱼岛问题的反日游行给中日关系和日本企业带来了极大影响。笔者与香港大学的陈诚副教授、伦敦大学的千贺达朗副教授、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孙昶先生针对伴随着中日关系恶化而来的中国市场的不确定性问题,使用经济产业省的统计,考察了面临巨大负面冲击的日本企业的行为。

  反日游行扩大后,2012年下半年日本企业在中国本地的销售额大幅减少,进入2013年后又迅速恢复。另一方面,实际销售额总是高于悲观的销售额预测的企业增加,经常观测到正的预测误差。

  这种预测误差显示了销售额暂时减少带来的尾部风险(发生概率极低,但一旦发生就会带来巨大损失的风险)显现,不确定性上升导致的情绪低落。其结果,从趋势上来看,中国的日资当地法人的设备投资和日本对中国的直接投资显著下降。

  近年来,日本的国际收支盈余并非来源于出口,而是通过向海外直接投资获取。因此当我们考察国外市场的不确定性对日本的波及效果时,不仅要看日本产品出口的增减,更重要的是看在美国、欧洲、中国、东南亚等国发展的国外子公司的收益受到了多少影响。

  政策的不确定性对实体经济影响很大,不仅本国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外国的经济政策和外交政策等也会带来重大的经济结果。对于在国外发展的日本企业来说,所在地稳定的经济政策和外交政策等更加重要。

※本中文稿由RIETI翻译

2017年3月24日《日本经济新闻》

2017年4月20日登载

浏览该著者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