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区为提高生产率做出贡献

　　自从有人指出量化宽松和负利率等货币政策已经到达极限之后，人们开始关注利用财政扩张政策。国外也有人指出为了阻止资本回报率下滑趋势带来的"长期停滞"，应充分利用财政政策。为此，欧美发达国家开始把提升社会资本作为政策课题来研究。

　　日本在泡沫经济崩溃以后，由于连年财政赤字，专家们没有认真讨论利用财政政策的经济效应。鉴于此，本文以笔者与东洋大学教授川崎一泰、科学技术学术政策研究所研究员枝村一磨的合作研究为基础，对财政支出的经济效应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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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需要确认一个事实，第二次安倍政权上台以来，比以往的经济复苏期实施了更积极的财政政策。

　　进入21世纪以后，经过了三次经济复苏期。在2000年代前半期的经济复苏期，政府固定资本形成以年率计算为-6.2%，在世界金融危机的复苏期，政府资本形成也基本上没有变化。与此相比，在提出"机动性财政政策"的第二次安倍政权期间，年率增长至1.6%，高于2012年第四季度到2016年第三月季度的经济增长率（年率1.3%），政府资本形成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除了最近热议的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Christopher A Sims提出的财政收支决定物价水平这一理论外，一般认为，财政政策给经济整体带来的效应有两个。

　　一个是创造需求效应。这是古典凯恩斯经济学的思考方式，即政府支出对于民间来说可以增加收入，给劳动者等带来更多收入，有助于增加消费。

　　另一个是供给方的"社会资本生产力效应"，政府支出通过社会资本升级提高民间企业的生产率。即指政府完善港湾、公路、上下水道等设施，对于民间来说，可以更高效地构建生产系统，实现生产率的提升。

　　需求方的直接效应如前所述，毫无疑问，政府资本形成的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问题在于供给方的效应。

　　如果现政权期待通过促进经济增长带动税收增长，缩小基础财政收支，就需要预估社会资本的升级具有相应程度的生产力效应。在这个意义上，安倍经济学第二支箭的社会资本升级必须与第三支箭的增长战略相匹配。增长战略的目标之一就是把资源从生产率低的领域向生产率高的领域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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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验证以往的"社会资本的生产力效应"时，调查了社会资本对日本各地区提高生产率做出了多少贡献。前提是把各地区视为共同构成一个产业一样，社会资本为提高这个产业的生产率做出贡献。

　　但在实际上各地区都由多种多样的产业组成。因此，要想提高地区整体的生产率，不仅需要提高各产业原有的生产率，还需要通过劳动和资本向生产率高的领域转移来提高生产率。以前由于没有充分的各地区和各产业的数据，因此没能把两者分离。但是现在可以利用经济产业研究所的各地区和各产业数据库（R-JIP数据库），来验证社会资本对通过劳动和资本移动实现的生产率提升产生的效应。

　　从1980年代到90年代前半期，社会资本的增加具有使劳动力向生产率高的领域转移的效果。另一方面，由于在所有领域资本回报率都下降，所以没有观察到资本向收益率高的方向转移的显著效应。

　　90年代后半期以后，已经难以观察到社会资本的增加通过劳动和资本向生产率高的领域或资本回报率高的领域转移来提高地区乃至经济整体生产率的效应。

　　进而从90年代后半期起，财政赤字问题更加严重，到了2000年代，社会资本投资受到抑制。同时期制定实施的政策是结构改革特区制度。小泉政权引进的这一政策作为搞活日本经济、尤其是搞活地方经济的手段，在特区内放宽了对阻碍搞活经济的管制。从2003年至今批准的结构改革特区超过了1000个。

　　例如在初期的2003年批准的神户市尖端医疗产业特区，在Port Island地区和神户大学，为构建生命科学的研究机构和医疗相关企业的集群，制定了优先处理外国人入境申请和滞留申请、促进外国企业设立分公司等政策措施。这个事例希望通过设立特区吸引革新性产业集群，政策的目的在于通过改变地区内的产业间资源配置提高生产率。

　　在众多结构改革特区中也包括未必旨在改变产业结构的特区，不过从某种意义上说，结构改革特区的数量体现了该地区对于为振兴本地区而放宽管制的积极性。实际上，考察一下使用R-JIP数据库计算出的各地区劳动力转移带来的生产率变化可以发现，在每个市町村平均特区数超过0.7的中部和中国地区，生产率得到了提高（参见下图）。

　　如前所述，特区有各种各样的特色，需要更详细地验证。不过我们使用以往的数据进行验证的结果表明，作为与政府制定的提高生产率的政策相配套的政策，利用特区制度改革管制比原来的社会资本升级更理想。在让财政状况和基础财政收支转亏为盈的目标无法按期实现的现状下，需要通过更大胆的特区制度修改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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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这并不是说所有的社会资本升级都不需要，比如地区居民生活上不可缺少、并且已经老朽的社会资本就必须更新。

　　而且为了提高生产率，充分利用政府拥有的大数据这一新型的社会资本升级，比投入建设公路和水库等显而易见的社会资本效益更好。欧洲的财政支出方案也考虑到了新型社会资本升级。当然，在推进新型社会资本升级时，需要配之以信息保护等适当的管制。

　　从需求方来看，财政支出只要从定量性观点给予关注即可。但是从供给方来考虑，投入的资本是否对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将决定日本经济的不同走向。在讨论财政扩张政策时，需要把与增长战略的协作也包含在内，展开更慎重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