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家与官僚的责任分担

　　遴选决定舆论或政策的权力核心人物的方法多种多样。政治家是通过竞选由国民选举选出，这就成为他们权威的依据。官僚是通过考试由成绩优秀的人担任。

　　因此，政治家和官僚明显是以不同的标准被选任的。那么，两者应对政策的决定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呢？也就是说，通过竞选选出的人和通过考试选拔的人，应该怎样在政策决定过程中进行责任分担，我想着重谈谈这一问题。

　　政策大致可分为收入再分配和效率化资源分配这两种。前者的目的是为了分割整体份额的，而后者的目的是为了增大整体份额。

　　首先，收入再分配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它历来令经济学家们感到头痛。由于再分配的设想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价值观的影响，因此，最终应由政治家根据竞选，决定再分配的程度。

　　另一方面，有关通过提高资源分配效率扩大整体份额的政策，并非是价值观，而是要通过分析形成。例如，关于提高效率问题，只要不断继续进行"假设通过某项改革得到利益的人即使向受到损失的人进行补助，社会整体仍有剩余"的改革，那么从长期的观点来看，国家将会持续成长。但是，由于改革的效果不通过分析就无法进行预测，因此，可以说对此官僚或学者、智库的作用就非常明确了。提高效率政策本来就是官僚应发挥的作用，对于新的特殊问题，是学者应发挥的作用，或者学者和官僚通过协作来共同解决。

　　不过，正如通过预算甄别而明确的那样，即使不使用专业知识也能指出低效的业务项目。例如，JICA（Japa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gency：日本国际协力机构）在柬埔寨建造学校的建筑成本要比其他国家援助的学校建造费高一到两倍。这是由于所有建材都向日本国内的建筑公司订购的缘故。表面上的理由是为了想建造高质量的学校。但是，从柬埔寨人的立场来看，他们认为像其他国家那样建造多一倍的学校当然更好。要想改善这种状况，并不需要什么经济分析。即使没有专业知识，只要能够判断有近似于浪费和贪污行为的即可，因此，或许预算甄别适合解决这类问题。

　　不需要经济分析的另一个事例是，用于交叉路口信号灯的电灯泡。与电灯泡相比，LED（发光二极管）具有三个优点：1）省电、2）明亮、3）寿命长，因此维修成本非常低。但是，从电灯泡转换采用LED的工作，因遭到电灯泡公司的反对而消耗了大量的时间。

　　可是，柬埔寨建造学校和LED问题所具有的共同点就是改革总有人会吃亏。因推行提高效率，建造高质量学校的建筑公司或电灯泡公司却遭受了损失。尽管如此，通过这些事例明确地证明了社会整体所获得的利益要比一部分人的损失大得多。

　　另一个较为复杂的例子就是现代邮政事业。前岛密看到西方的邮政事业，于是也想在日本搞邮政事业，此时却遭到了货运行业的强烈反对。由于货运行业具有强大的政治力量，为此让前岛密伤透了脑筋。最后只能妥协录用这些货运工在邮政事业就业才得以解决。尽管如此，货运工们却付出了转职这一巨大的牺牲，不过，通过引进邮政事业这一新技术所带来的好处也是不言而喻的。

　　还有一个比较难懂的例子就是通产省于20世纪60年代前半期实施的、从煤炭改用石油的转换政策。煤炭是二战后以"倾斜生产"（重点生产）政策得到政府重点保护的，在日本除焦炭外，煤炭已被培育成基本上可以自给自足的出色产业。就业份额也多，仅在三井三池煤矿就有30万名工人工作。可是，正当刚出现有进口中东石油可能性的时候，就开始能以不可想像的低价进口石油了。

　　我在读高中的时代，一般家庭里还没有电视机，所以经常在学校活动期间去看纪录影片。其中的一部是以喀喇昆仑山脉为舞台的作品。该片记录了由京都大学的人类学和生物学学者组成的探险队从伊朗至喀喇昆仑山脉纪行的情形。片头的场景是在伊朗那一望无际的沙漠冉冉燃烧着火焰的场面，片中说明道："这就是将来也许能提供全世界大部分石油的中东石油，在沙漠中燃烧着......"。——果然会如此吗，我这样想道。那是20世纪50年代的情形。

　　进入60 年代后，这已成为生活中的现实。1961年，我考进大学的时候，曾听附近经营澡堂的人说：为了降低成本，想把澡堂用煤炭燃料改用石油，但由于煤炭受到条例或法律的保护，规定必须使用煤炭。这样的矛盾在1961年已日趋明显了。于是，不久政府便做出了大规模进口石油的决定，结果造成了煤炭产业的大量失业。对此，政府决定设立促进就业事业团，在东京和大阪建造了许多公寓，让失业的煤矿工人移居。并且，还向雇用煤炭失业工人的公司发放了补助金。我认为这一从煤炭改用石油的转换政策是值得日本自豪的结构改革。该政策的优秀之处在于不是对有煤矿的筑丰和夕张，而是对煤矿失业工人移居至东京和大阪投入资金，从而促进了煤炭失业工人的移居。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是一次极其出色的、具有典范的结构改革。

　　但是，要想说服将失去巨大既得利益的人们，就必须建立一个牢不可破的理论来说明改革的好处。这与当今的农业自由化的情况很相似。虽然不同的是农业自由化是向农业本身直接投入资金，但还是需要说明扩大整体份额的原理原则。要想从理论上使这种政策合法化，就需要有经济学的知识。

　　尤其是在存在外部非经济的情况时，需要对费用效益进行分析。但是，在不存在外部非经济等市场失败的情况时，即使不需要特別分析费用效益，也可以通过经济学分析工具来判断自由化的是与非。

　　总之，不可否认，在扩大整体份额政策中，既有获利的人也有吃亏的人，但是，需要对究竟是否扩大整体份额进行分析。这是官僚或学者、智库应发挥的作用。

　　所谓扩大整体份额政策，究竟是个什么样的政策呢？下面，详细谈谈为扩大整体份额所必要的市场和政府的作用。

　　市场具有有效分配资源的作用。但是，当市场失败时，政府必须进行干预。

　　一般来讲，市场失败有四种类型——即"外部性（外部经济和外部非经济）"、"公共财产"、"信息的非对称性"和"规模经济"

　　而且，在政府失败时也需要政府进行干预，以便自然地恢复功能。它是指本来只要任由市场机制调节，资源则向生产率高的方向移动，但政府却通过限制参与等妨碍资源移动的规制或法律造成资源移动停滞的状态。

　　实际上，还可以证明"即使在市场失败也制定了相应对策时，只要任由市场机制调节，就能达到有效分配资源的目标"这个命题。该命题被称之为"社会福利经济学的基本定理"。

　　此时所达到的有效资源分配的状况是指：要想提高某些人的生活水平，就只能降低另外某些人的生活水平这一状况（如果不降低另外某些人的生活水平，而能提高某些人的生活水平的话，那么可以说这是一种浪费的状况、非效率的状况）。

　　那么，让我们用图示来看一下有效分配资源。 图1 所示的外侧实线，是效用可能性新领域（也称效用新领域）。这是在某种经济下当资源得到一定技术的时候，如果试图把A的效用水平（生活水平）固定在一定比例，将B的效用达到最高限度时，能达到一种什么程度的效用组合。效用组合在处于该新领域之上的状况下便达到有效分配资源的目标。也就是说，要想提高A的生活水平，就只能降低B的生活水平。不过，如果处于J点的话，由于还存在浪费的情况，因此能够提高双方的生活水平。总而言之，社会福利经济学的基本定理可以改用"如果市场、政府都没有失败的话，只要任由市场机制调节，经济便会走向新领域之上"这句话来加以表达。

　　但是，实际上，我们的经济创伤累累，市场失败和政府失败的情况屡屡发生，因此实际经济并非达到新领域之上，而是处于内侧。虚线是以畸形为前提的效用可能性曲线。既存在着垄断，农业又没有进展等等，如果以各种各样的情况为前提进行收入再分配，那么生活水平就会在该曲线上波动。

　　假定农业贸易自由化的结果由J点移至E点。农民（A）的生活水平会有所下降，而其他的人（B）就会获得利益。不过，如果对收入进行再分配的话，则向K点方向移动。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即使获得利益的B对A进行补助，也还会有剩余。所以可以说这就是效率化。正如刚才所定义的那样，获得利益一方即使向吃亏一方提供补助后仍然合算的这一状况，说明在结果上双方都能获得比以前更好的状况。也就是说，通过收入再分配，能够移至以J点为顶点的斜线领域时，可以说该政策是高效率的政策。

　　问题在于难以进行补助。这一点将在后面再进行说明。我们无法针对因改革受到损失的全体人员进行补助。因此，结果不进行补助而实施政策，其后再执行別的政策，如此始而复之，从而不断"创造"了受损失的人。

　　话虽说如此，但只要通过彻底实施提高效率的政策，迟早会达到效用新领域。

　　那么，假设由于实施提高效率的政策而达到效用新领域之上。但是在效用新领域上有无数个点。从社会性观点来看，其中的哪个点是最理想的点呢？

　　其评价标准是基于包含收入分配价值观的"社会福利"。针对不同的人的效用的各种组合，把对社会福利水平评价产生影响的函数称为社会福利函数。 图2 的无差別曲线对A和B的效用水平的组合给定了等级。当然，作为社会性观点评价，越往上方就越理想。在L点时处于平等；不过，若偏离此点移至即使A变得稍许贫困但B移至非常富裕的J点时，那么，就具有与L点相同的社会性价值。或者只有B非常富裕，A处于贫困状况；只有A富裕，B处于贫困的这种状况，可以理解是彼此相似的社会福利水平。该曲线群表示特定社会福利函数——价值观。 图2 中，在新领域上显示出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点为M。

　　这种价值观由在选举中被选出的政治家加以表明，各个政党也可表明不同的价值观体系。通过效用新领域和社会福利函数的组合，来表明自己的党要实现的目标、显示社会最大化的位置，这是政治家要发挥的作用。

　　只要继续推行提高效率的政策，就会渐渐地接近新领域一侧。同时，只要在其期间同时实施由高收入阶层向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再分配，那么就能接近M点。或者先达到Q点后再移至M点。总之，这两个政策并行，以多维方式实施，迟早会达到M点。如上所述，提高效率通过与收入再分配政策并行，就能长期提高社会福利水平。

　　 图3 的曲线（a）是以畸形为前提的效用可能性曲线。例如，从该曲线上的J点移至E点的确具有效率性。但是，由于E点处于通过J点的社会福利函数的无差別曲线之下，因此，社会福利水平降低，因此，比J点还不平等。另一方面，W点的平均程度很高，因此在社会福利函数的观点上，福利水平提高，但效率明显下降。也就是说，效率化与改善社会福利这两个标准产生了矛盾。

　　如果只考虑效率的话，那么完全可以排除福利的水平，因此反对向W点移动。相反，如果需要通过社会福利函数来逐步改善的人接受了W点，那么就会产生反对E点的问题。

　　我认为，政治主导的这一想法，本身就意味着逐步改善社会福利水平。总之，不论起初是否改善效率，在背后却隐藏着通过政治判断来一个一个依次解决问题的想法。

　　作为解决这种矛盾的一个方法，就是按照各种政策，无论A还是B都进行像改善福利水平（Better Off）那样的适当补偿。用 图1 来解释的话，并不是放任通过某一政策使其移至 E点的行为，而是通过再分配使其回到K点。只要通过这样一个一个细致的补偿行为，社会福利水平理所当然地会提高，也不会产生相互矛盾。但是，这首先是不可能的。

　　例如，让我们来思考一下反垄断法。垄断企业蒙受的损失是以改革前后测算利润差作为第一层次的接近。但是，如果接受补偿的公司认为改革后只要利润下降就仍能够接受补偿的话，那就会引起道德滑坡的危险，丧失努力经营的积极性。也就是说，无法根据因改革带来的损失额来进行补偿，所以，针对什么进行补偿就无从入手。

　　即使想按反垄断法根据每个消费者的所得利益进行征税来作为填补垄断企业损失的财源，但由于对剩余变化的测量相当困难，因此，如果按照各自的消费量进行征税，那么消费者为了降低税金而减少对商品的消费。从而又会引起这一方面的道德滑坡。因此，想对某种损失进行补偿时，在原理上存在无法实施的一面。所以无法一个一个细致地进行补偿，在遇到大产业快要破产的时候，也只能采取一些粗暴的应急缓和措施而已。

　　那么，提高效率的政策和改善福利的政策，哪个重要呢？首先，改善福利的政策的问题所在是政治家本身必须做出所有的判断。由于需要引进价值观，因此，又需要花费庞大的时间，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由于政策的数量太多，所以在价值观上无法一一判断。另一个问题，正因为是价值观，所以缺乏判断的透明度。因此，政治家根据逐步改善福利政策，综合地进行判断的做法很难想像是"正确的政治主导"。

　　从需要逐步改善社会福利这一立场来看，就不需要考虑效率问题了。对于每件事情，都以是否提高社会福利水平为标准实施政策决策，因此，假定只要社会福利水平得到提高，即使造成低效也在所不惜地加以推进的想法是可行的。这一立场被称之为逐步改善福利原理。该原理由于无法进行分权化，所以是不现实的。

　　而在另一方面，由于在提高效率的判断中具有某种程度的客观性，因此，即使针对庞大数量的政策进行判定时，官僚机构可以从容分析，实行分权化。对于官僚来说可能是在做枯燥无味的工作，但通过信息公开可以检查政策。也就是说，改善福利的政策和提高效率的政策在运用所需要的费用这个意义上具有很大的不同。

　　另一方面，每当实施提高效率的政策时，总会产生某种牺牲。这难道是被允许的吗？

　　其实，我们现在理所当然地使用的消费者剩余这一概念，当再次阅读该概念的创始人约翰·希克斯（John Richard Hicks）和哈罗德·霍特林（Harold Hotelling）当时的原著时，发现他们对此非常乐观。

　　例如，关于The Tennessee Valley Authority（TVA：田纳西流域管理局），霍特林曾如此写道："TVA通过治水工程给田纳西流域的附近居民带来了好处。但另一方面则强迫居住于田纳西流域附近以外的纳税人承受负担。但是，像TVA这样的整体规划事业在全国各地广泛开发施行，所以从事业整体来看，可与纳税造成的损失相抵消，再把剩余的利益分配给所有的人"。——如果实施这样改善效率的政策，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大家都会变得更富有（Better Off）。这就是霍特林的主张。我认为，说所有的人都变得好，似乎有些言过其实，但可以说大部分的人会变好。

　　在当时还没有社会福利这一概念，但由于采纳这个概念，并采用了效率化原理，一部分人或许会认为生活水平比以前来得差了，但在整体上变好了，因此，也许他们都能持乐观的态度，期待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尤其是如果与再分配并行的话，或许可以这样说。

　　对于每一个的提高效率的政策来说，即使产生吃亏的人，但只要不断实施所有的提高效率政策，根据长远的观点预测几乎所有的人能够提高生活水平而实施所有提高效率的政策这一方针被称之为高效化原则。

　　在这里，需要确认"希望采用高效化原则"并非是学术性或先验论的说法。

　　但是，根据不同情况，有时改善福利的政策要比采用高效化原则强行突破来得更好。例如，在发展中国家基本上不实施高效化政策，假设通过世界银行提供资金建造水库。水库建成后，人们的生活得到了很大改善，但因建造水库而被沉没村庄的人们还是吃亏。而且，在那种经济体制下，由于不实施其他的效率改善政策等，因此可以说是一生一次的政策变动。由此可见，得到的人获得了巨大的利益，而失去的人损失得太多。或许可以说这种少有的提高效率的政策最好还是不要实施。

　　但是，那些国家的国情与日本的情况很不同。所以，可以说满足以下三个前提的国家希望采用高效化原则。

　　第一，在该国家，已实施了其他较多提高效率的政策。如果已实施了较多的提高效率的政策，就可能与那些再分配效果相抵消。

　　第二，具有选择职业或居住地的自由度。在刚才介绍的建造水库的例子中，如果有选择居住地的自由度的话，那么，居民从长远的眼光考虑也可以移居到受惠于改革的地方；否则，就不应建造水库。

　　第三，具备社会保障网。即使具有上述两点，但由于运气不好，什么政策都不能适用，得不到救济的时候，是否能够通过社会保障网来获得重新生活的机会。

　　如果采用了高效化原则，基本上由官僚机构以客观的标准进行政策筛选，并能创建充满发展活力的社会。话虽如此，但关于分配的价值判断，政治家依然想在部分政策中纳入自己的判断，以此来对福利改善进行评价。试图与高效化原则并用，混合采用改善社会福利政策这一行为，或许这就是现在的政治主导。

　　不过，当同时采用改善福利的政策和提高效率的政策两个政策时，与不实施任何政策时相比，帕累托效率有劣化的可能性。在此显示其例子。

　　以 图4 的J点作为起点，来思考两个省厅政府机关实施的其他政策。例如，当经济产业省实施某项政策时，假设经济从J点移至E点。由于该政策属于不平等化，因此社会福利水平下降。但是，由于E在级别高于（a）的效用可能性曲线（b）之上，因此是提高效率的政策。其次，在由厚生劳动省实施的其他政策中，假设经济从E点移至Q点。与E点相比，Q点显然更为低效，因此社会福利水平上升。

　　可是，由两个部级政府机关的政策组合结果达到的Q点，与最初的J点相比，国民整体的生活水平都下降。这是因为两个部级政府机关以其他的标准执行政策的结果。造成了各个政策的负面影响都遗留下来，效率和福利水平都下降。

　　如果采用逐步改善福利原则（每次仅采用改善福利政策的方针）或高效化原则的其中一项，始终不渝地加以执行，那么就不会发生帕累托效率的劣化。因此，我们已不得不选择高效化原则或逐步改善福利原则，二者必选其一，无法两全。

　　像日本这样的发达国家，采用高效化原则，再与收入再分配制度并用，可以说为了长期发展是最理想的。

　　在高效化原则下，政治家的基本作用是分担收入再分配的职责。但是，政治家在该原则下还有其他的作用。

（1）应急缓和措施

　　首先，提高效率的改革既产生了强势群体，同时又产生了弱势群体，因此，在许多情况下需要对弱势群体采取应急缓和措施。那么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应急缓和措施呢，可以说决定这一措施的就是政治作用。也就是说，政治是在赞同官僚提出的最终应采取的政策的基础上，具有调整执行速度的作用。

（2）考虑优先顺序、轻重缓急

　　要想真正实施提高效率的政策，就需要投入大量的精力、努力和资源，诸如代替方案的选择、各个政策的比较和国际比较，而且还要征求有关方面的意见、调整利害关系等等。因此，需要从无数的改革行动计划中分清优先顺序、轻重缓急，选择课题。这就是政治的作用。

（3）为官僚机构发挥功能创造环境——公务员制度的改革

　　一直以来，日本的官僚并没有充分发挥扩大整体份额政策和提示长期愿景等作用，而是一直把精力用在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上。甚至还与族议员勾结在一起，也为保护民间利益集团的既得利益起到了作用。日本的制度存在着不得不让官僚这样去做的一个侧面。

　　应该改革公务员制度，让公务员可以工作到退休，杜绝与民间勾结和低效的官僚下凡（政府官员退休后担任民营企业干部）的弊端。通过这些举措，创造让官僚不受利益集团的影响，能专心致志地从事制定扩大整体份额政策的环境，这也是政治家的作用。

（4）对官僚机构的监控

　　需要对官僚机构规划制定的政策是否是真正的提高效率的政策进行检查。因此，让官僚披露信息是一个基本原则，不过，通过政治主导设置一个检查官僚工作的正式机构也很重要。

　　内阁府的"监管改革会议"（每三年正式名称更名，因此采用该机构的一般名称。）是从国民整体的观点出发，对各个政府机关是否有效分配资源进行检查的机构。对于往往不由自主地偏向于保护行业团体利益的各个政府机关，要求他们公开各种信息。其次，如果发现政府机关方面有降低效率的政策，指出并让所负责的政府机关予以改正。如果不同意，就与内阁府的大臣和主管大臣进行谈判。政治主导已成为检查官僚绩效的一种手段。

　　另外，在部级政府机关试图保护部门利益而违背改革宗旨时，对此需要首相发挥领导作用采取牵制措施。这就是经济财政咨询会议的作用。所以，通过政治主导排斥了在政策决定过程中由单一政府机关独揽的局面；通过建立经常竞争的另一个分析体制，使其具有能最大限度发挥官僚本来作用环境的功能。

　　在自民党政权下，某一时期也发挥过一定的功能，但到了自民党政权末期阶段，政权本身屈服于利益集团或特定政府机关的压力，政治主导的基干便成了有名无实。政治主导的基干是否发挥功能，是测量政权"政治主导力"的一个标志。

（5）过渡过程中的政治主导

　　"政治主导"在民主党新政权下已成为一个重要口号。

　　当初的"政治主导"是由执政党的政治家直接决定各项政策的。这可以视为真正要想实施改善福利政策的一种尝试。但是，尝试的结果却暴露了新政权的弱点：①政治家能直接干预的范围很少，因此，只能执行极个别的政策；②在代表各个部级政府机关利益的各部委政务三首脑之间意见分歧严重，未能显示政府主导的社会福利函数等等。从而暴露了全面执行逐步改善福利政策将面临很大的困难这一情况。

　　可以认为，新政权所要实现的政治主导分明已超越了在高效化原则下政治家责任分担的目标。还可以这样认为，新政权试图让政治家显示主导权，在高效化原则下形成官僚本来应发挥扩大整体份额政策作用的典范。在政权转变期中，或许这种政治主导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但是，政治主导的重要课题之一就是创造恢复官僚本来作用的环境。官僚本来的作用恢复之后，应该明确与官僚的责任分担，使拥有分析能力和信息的官僚专心致志地制定扩大整体份额的政策。

　　在实施提高效率的政策（即扩大整体份额政策）中，官僚机构的作用将占重要地位——在此，不得不如此定位。如果官僚机构不能充满信心，那么执行这一政策就不能实现充满活力的社会。我认为，如果决定官僚作用的地位，那么社会科学的作用也非常大。

　　在国外，完成硕士课程或博士课程的硕士和博士担任官僚这已逐渐形成一个行市，在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也有三分之二的学生是来自海外的留学生。他们回到祖国，定将出人头地，但这在日本是不可能的。当然，已经在政府机关工作的人，认为需要学完后再回原单位，但一般的学生在获得硕士或博士后，想到政府机关工作的人很少。

　　政府机关对于采用公务员本身，必须符合现代的标准，并由具有执行提高效率政策使命感和分析能力的人来组成担任。

　　需要让整个社会认识到官僚的作用就是执行扩大整体份额政策的，并建立与此相应的教育体系和政府机关的晋升制度。

　　另一方面，我认为，政治家的作用不仅仅是实施再分配和采取应急缓和措施。为官僚们完善能埋头于制定扩大整体份额的政策，不受任何干扰的环境，这也是政治家非常重要的作用。

问：

　　在 图4 中，从J点移至E点的政策，例如在官僚的作用下，您说在此是厚生劳动省的政策，但例如政治家实施再分配，是不是从J点移至W点、从E点移至Q点的。

八田：

　　我以为这因政治家类型而异。一旦从J点移至E点后实施再分配时，如果采用正统的再分配政策（即提高累进税程度、提高继承税、充实生活救济、发放奖学金供上大学等），便沿着具有畸形的效用可能性曲线移动，因此会移至K点。不过，政治家往往实施制造"畸形"的再分配。例如，声称为了缩小正式员工与劳务派遣工之间的待遇差距，如果政治家想以加强限制雇用的形式来进行再分配，那么，会导致移至非效率而且社会福利水平也下降的Q点的结果。

问：

　　像年金和医疗保险制度，既是分配政策，又是一个效率与公平性无法两全的相悖政策。如果官僚经常走向提高效率方面的话，那么，例如年金制度是不是越小越好呢？

八田：

　　不是的。的确，再分配是需要以累进税制、继承税制、生活救济等政策来认真实施，但不应在年金中混杂再分配功能。不过，从效率的观点出发，政府必须设置政府公共年金制度。实际上，在年金中已混杂了再分配功能，因此已成为了"怪物"制度。

　　首先，为什么需要国民年金，这是为了防止对生活救济制度的道德滑坡设下的一道防线。如果没有国民年金，只有生活救济这一制度时，收入水平低的人，在超过65岁后留下存款就是一种浪费。这是因为把存款全部用完直接接受生活保护来得更合算。所以，如果在有生活救济的社会中没有国民年金，那么就会发生重大道德滑坡的事态。国民年金就是为了防止这一事态的发生而存在的。总而言之，为了晚年而强制进行储蓄，是消除晚年不安的意思。这完全是为了防止道德滑坡，所以也是一种提高效率的政策。即使没有再分配功能，也是需要的。

　　福利年金的存在意义是为了克服民间年金的逆向选择造成市场失败的。如果民间年金公司知道每个人的寿命，就可以按寿命加算保险费，但由于信息的非对称性，因此无法执行。不论各人的潜在残年有多少，加算的保险费都是一律不变的，所以，父母亲早逝或自己也经常生病的人不加入年金而是想以存款来填补。因此，只是些认为自己长寿的人加入年金保险。所以，仅限平均残年高的人加入年金。为此，民间年金的收益率极低，对于平均残年的普通人来说，这根本没有魅力。为了克服这种状况，建立了福利年金，让所有的人都能加入。这也是为了建立效率化制度。

问：

　　具有决断力的政治家和反映选民民意的政治家，理应同等对待，但这并非那么简单。从亚里士多德时代起，民主制并非是最佳体制，相反，专政制和贵族制反而来得优越。我认为，为了消除民主制的弊病，才引进总统制或总理大臣制，再采纳了贵族制那种官僚和学者的作用，以此来保持平衡。所以，我想请教一下关于决断力和反映民意的含义。

八田：

　　民意通过两种方法得到反映：一个是市场，另一个是竞选。这是怎样进行责任分担的问题。在亚里士多德时代，或许并没有认识到市场的作用，为了反映民意，才逐渐认识到市场的作用很大。这并非十全十美，也存在着各种弊病，但是，对于要纠正被称之为"市场失败"的该弊病的大部分，即使不通过竞选，也是可以纠正的。

　　例如，在某种意义上讲，田中角荣于1974年停止了20世纪60 年代的高速经济增长，而开始实施地方再分配，但是在当时没有一个人对该费用效益进行过分析。对地方撒钱的结果是否对国家的将来有益，这本来就应该由政府机关或学者进行分析的，但是，还处于马克思经济学支配下的当时，根本没想到这一点。不过我认为，对于今后的地区政策，不应该以怎么看市场这一水平来判断。

　　另外，在本次讲演中，谈到政治作用的是，仅关于资源分配的问题，像外交政策那样，不确定性较高，所以我已把只靠经济分析无法解决问题的部分删掉了。也就是说，在市场信息起作用的部分，应尽量让官僚来加以运用，否则，政治家必须承担起责任。例如，在应对北朝鲜的问题上，只用市场信息来进行决策是相当困难的，不通过民意是办不到的。

问：

　　提高效率的政策的问题关键在于怎么进行补助。由于实施高效的政策，税收得到大幅度增加，如果根据这种情况，能够做些什么那是最理想的，但事实未必如此。实际上，这样的政策很难行得通。作为乌拉圭回合的对策费，毎年拨发1万亿日元，共计6万亿日元的补助政策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但在某种意义上，我认为这是一次最为失败的政策。在日本，迄今为止，成功的补助政策一次也没有过。从结果上来看，都是出现其他的增长部门，通过吸收该增长部门而获得成功。现在的民主党是从未知数出发的，总想做些什么，在某种意义上，非常具有挑战精神。

八田：

　　补助的确是个非常棘手的问题，不过，例如，就取消限制雇用的问题来说，看上去也许不平等，但用长远的目光来看，这是一种平等化政策。也就是说，由于具有既得利益的正式员工的生活水平下降，从而使不具有既得利益的人的生活水平得到大幅度的上升，与此同时，还能提高效率。

　　总而言之，提高效率的政策看上去似乎会伤害人，但从长远的观点考虑却并非如此。即使未必需要补助的，只要用长远的目光来看，谁都有获得利益的可能性，然而谁都不信。在这一点上，无论是自民党还是民主党都如出一辙，所以希望学者、官僚机关，尤其是媒体认真地强调这一点。例如，俄罗斯在刚推行市场化的时候，情况相当糟糕，因此，有人说已不可救药了。但是，从长远的观点来看，那种休克疗法也是具有效果的，非常成功。日本有些方面也需要类似的改革。当然，要讨论该政策现在所处的地位，那还有些为时过早，但我还是认为，对于运用市场机制的改革，包括媒体在内根本不予以理解，这一点才是最根本的问题。

　　另外，关于水产问题，现在所采用的是奥运会方式，据说可以根据整体捕鱼限量快速捕捞。所以，不管多么小的鱼都被捕捞殆尽，就连鱼苗也被捕捞得尽光。这种做法是错误的。应该按每条船分配捕鱼量，只要耐心地花1年时间进行捕鱼，而且只准捕捞大鱼，以此来保护鱼苗。但是，在鱼苗长大之前的这段时间里，渔业户将会受到很大损失。于是，必须对此进行短期补助。

问：

　　以前，我对产业调整政策进行过调查，结果发现，无论是纺织还是煤炭，就连在200海里水域国际谈判败诉的时候，对水产业采取减少船只的对策，作为产业调整政策都发挥了相应的功能。问题在于，这本来不应由政治主导出面的案例却以政治主导的手法加以处理。实际上，现在的民主党所采取的农民逐户补助政策把富裕的兼营农户也作为补助的对象。

　　由此看来，关于检查对不需要补助的人也进行补助的政治主导政策的作用，如果您有什么看法，请予以赐教。

八田：

　　从原则上来说，农民逐户补助、生产调整都应该取消，而以收入补助为对象，合乎道理。现在的做法是对从事生产调整的人进行奖励，所以，从开始就根本不合理。

　　现实情况暂且不说，如果要问真正的合理方式是什么，那么官僚就应该建立一个能够指出政治家不应做出违背效率行为的制度。另一方面，作为应急缓和措施，如果采取不产生畸形的一次性补助，那么，可以任由政治家酌情定夺。由此可见，区分好的政治主导和坏的政治主导的观点首先需要普及到新闻机构、学者和官僚等所有的角落。我认为，虽然目前还处于黎明时期，但是现在不开始做起的话，到任何时候都是以模糊不清的议论而告终。

八田：
　　自RIETI成立以来，我一直感到RIETI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我也在各个方面扩大了研究领域，最近我写了一部关于在监管改革会议担任农林水产业领域的书（《日本的农林水产业》日本经济出版社）。在写作过程中，我也拜读了高级研究员山下（一仁）先生的许多著作。我想尽管似乎会有各种各样的压力，但从广泛进行有关日本政策的分析这一观点来看，RIETI是必不可少的。即使在学术性分析方面，如果授予某一特定部级政府机关垄断权，那么，也就会马马虎虎、以草草了事而告终。我认为，对于各种领域的研究，始终需要认真的检查，因此，今后也希望继续发挥这一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