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安倍政权打出了2个错误的经济政策。一个是提高最低工资，另外一个是对食品消费税减税的政策。乍一看这2个政策互相独立，但不管哪个政策都有以保障低收入家庭的收入为目标、担心扭曲价格体系的副作用、用支付补助的税额减免制度作为替代方案这3个相同之处。
对提高最低工资的忧虑
关于最低工资，安倍首相在2015年11月24日的经济政策咨询会上提出了每年提高3%左右、争取全国加权平均后的每小时工资达到1000日元的目标。2015年的全国加权平均为798日元，如果每年提高3%，8年内就能达到目标。回顾一下10年前，最低工资劳动者的收入比接受生活救济者的生活救济支付额还低，引起了对这个问题的重视，因此在2007年修改了最低工资法，以消除最低工资不如生活救济的颠倒现象为目标，持续提高最低工资至今。回头看一下最低工资法修改以后的工资上涨幅度，2006年的全国加权平均为673日元，9年里提高了125日元，也就是以年率近2%的速度持续上升。从过去的经验和目前出现的提高工资的时机来考虑，安倍首相的构想是一个非常现实可行的目标，并且按此执行的可能性也很大。
不过，今后8年提高最低工资对决定实际工资的影响大于过去9年提高最低工资时的影响。现在的最低工资主要是由各都道府县分别设定的各地区的最低工资，它反映了各都道府县的平均工资等，东京都等高工资地区的最低工资较高，冲绳县等低工资地区的最低工资较低。在2007年以前，由于各地区间的最低工资差距不象各地区的实际工资差距那么大，东京都等高工资地区的最低工资基本上没有对工资的决定产生影响，对冲绳县等低工资地区却产生了强烈的影响。但是从2007年修改了最低工资法以后，由于东京都及神奈川县等高工资地区大幅度提高了最低工资，现在即使在东京，最低工资也对实际工资的决定产生了影响。截至2015年10月1日，东京都的最低工资为每小时907日元，每小时910日元的招人广告随处可见，由此可见其影响力。过去9年，在最低工资没有实际效力的地区，因提高了最低工资而产生了一些有限的影响，但由于现在已经不存在最低工资不具实际效力的都道府县，因此今后8年的最低工资对实际工资的决定会产生很大影响。
提高最低工资带来的忧虑是低技能劳动者会失去就业的机会。根据笔者与合作研究者共同进行的若干研究，即便在2007年最低工资法修改以前，提高最低工资也会减少中年女性和年轻人的就业(Kawaguchi and Mori, 2008; Kambayashi, Kawaguchi and Yamada, 2014)。而且还发现，2007年以后提高最低工资导致了20岁前的就业率下降（川口·森、2013）。有意见认为，提高最低工资可以使无法支付高工资的低效率企业"退场"，由生产率高的企业对劳动者进行再分配，但是这样做会导致生产率低的低技能劳动者"退场"。最近在25至29岁的年轻一代中有5%左右的最后学历是初中毕业，但不应忽视他们的存在。而且还应注意到，他们能做的工作正在逐渐减少，就业率每年都在下降(Arai, Ichimura and Kawaguchi, 2015)。进一步提高最低工资时，必须认真考虑到可能剥夺这些处于困境的人们的就业机会。
保护低技能劳动者不失业，并增加他们的收入的政策就是附带支付补助的税额免除政策。对收入低的人实施大幅度税额免除，如果免税额高出征税额，就支付差额的制度已经在美国、英国、加拿大适用。这个政策具有比通过生活救济保障生活和通过提高最低工资提高底层收入更优越的一面。这个政策与劳动收入增加时救济额就会减少的生活保障制度不同，不会阻碍劳动积极性，和最低工资也不同，企业并没有增加工资，因此也不会阻碍企业的雇用积极性。问题在于如何确保财源，根据白石（2010）进行微观模拟的结果，在美国引进同样制度时，所有家庭的28%成为补助对象，推算财政规模为1.3万亿日元。
对引进减轻税率的忧虑
关于对食品实行减税，许多经济学家表示反对。我也对此表示反对。大部分经济学家指出的是一般人都能理解的手续方面的问题，但他们真正担心的是价格体系的歪曲会造成资源分配的不平衡。由供需平衡来决定的价格体系，对于认为只有通过分权性决策才能实现高效资源分配的经济学家来说，会对政府干涉造成价格歪曲感到忌讳。从这个视点来考虑，外出吃饭（比如牛肉盖饭）和加工食品（例如便利店的盒饭）之间的替代弹性比加工食品（例如便利店的盒饭）和生鲜食品（例如蔬菜、肉、鱼）之间的替代弹性高，在外出吃饭和加工食品之间划线区分消费税率显得太无道理。这个问题作为低收入层对策，部分经济学家们提出了附带支付补助的税额减免制度，但此建议立即从议题中消失得无影无踪。不过，此次减轻税率决策带来的财源亏空为1万亿日元，而此前曾经讨论过的外出吃饭也包括在减轻税率内的财源亏空为1.3万亿日元，结合上述白石（2010）的模拟分析结果来看，可以说此次决策是个充分可行的建议。
引进附带支付补助的税额减免制度
考虑一下公明党关于决定减轻税率的主张，有意见认为，从政治的角度来说只得如此，经济学家们提出政策建议时，有必要从正面考虑这些政治性制约，这种意见必须认真接受。但人们有时会被道理说服而改变想法，看上去是政治上的制约，但实际上也有可能不是制约。如果作为低收入层对策，附带支付补助的税额减免制度是合理的，如果这种制度广为人知，并深入到公明党的支持基层，那就有可能使公明党也改变了想法。引进个人号码制度，使附带支付补助的税额减免制度更具有现实性。以中央大学教授森信茂树为中心的研究组，很早以来就对附带支付补助的税额减免制度研究至今，笔者期待在2016年有更多的研究者能对此展开研究并结出硕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