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战后70年中能找到重建财政之路吗？

　　2015年是日本战败整70周年，1945年8月15日正午，在前一天接受了写有无条件投降的波茨坦公告的天皇，通过收音机向国民发布了败战诏书。

　　至战争结束前，政府为了筹集战争费用发行了大量国债，在战争期间，政府以命令或契约的方式向国民保证支付的“战时补偿债务”不断积累，到1945年时政府债务达到了GDP的200%左右。这么多的债务显然是无法支付的，为此，战争刚结束，政府就对“战时补偿债务”征收“战时补偿特别税”，实质上是使债务无效。也就是说，通过对支付额征收100%的税一笔勾销了债务。同时更换新日元、限制提款，并为没收资产进行了资产调查。

　　而且日本银行大量发行纸币，引起急速通货膨胀，使战时国债等形同废纸。从那以后70年过去了，现在的政府债务（对GDP比）已经超过了战争结束前的200%。不过，虽说政府债务超过了200%，但财政并不一定必然破产，只是破产的概率确实上升。

图：明治23（1890）年度以来的政府债务余额与GDP比的演变

[图扩大]

（注1）政府债务余额为年度末“国债及借款现在余额”的数值；2013年度为年度末预计。

（注2）GDP的数值，截至1929年度为“大川、高松、山本推算”中的国民支出毛额；1930年至1954年度为名义GNP（国民生产总值）；1955年度以后为GDP（截至1954年度的数据来自《日本长期统计总览》；1955年度以后来自国民经济计算）；2013年度为预计。

　　尽管政府债务积累了这么多，财政却依然稳定，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日本央行实施量化宽松，大量购买国债的影响使然。不过，正如我在最近出版的拙著《财政危机的深层》（NHK出版社新书）中解释的，量化宽松与财政一样也有极限。虽然现在还不至于马上破产，但如果财政破产，就可以称之为“第二次战败”。

　　债务积累的一个很大原因是迅速的老龄化导致社会保障费用膨胀，为此政府从重建财政的观点，正在推动社保和税的一体化改革，提出2015年度把国家和地方合计的基本财政支出（对GDP比，以下称“PB”）赤字减半，至2020年使PB转亏为盈，除2014年4月提高了消费税（从5%提高至8%）外，还计划在2015年10月再次提高消费税（从8%提高至10%）。

　　在这种情况下，安倍首相认为经济增长下滑的可能性增大，于是把原定2015年10月提高消费税的决定延期了1年半。但是他在2014年底召开的经济财政咨询会议上明确表示，为了制定2015年度预算，基本财政收支赤字与GDP比减半的目标保持不变。

　　此外，安倍首相在2014年众议院选举时的党首辩论会上说，“在坚决削减年度支出的同时，以2017年4月增加消费税为前提，争取2020年度PB盈余”。在围绕财政的现状非常严峻的情况下，需要把社会保障改革作为切入口，并开拓重建财政的路径。

　　在这时，重建财政的重要框架是每年政府向国会提交预算方案时经常连带公布的《中长期经济财政概算》（以下简称“中长期概算”），但中长期概算的前提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这是因为，2014年政府公布的“中长期概算”，以消费税率于2015年10月上调，2014年度的实际GDP增长1.2%为前提，但是增税被延期，2014年度的增长率很有可能跌至负值。在这种形势下，失去了概算的前提。例如，根据日经中心12月5日发布的ESP Forecast，2014年度的实际增长率为负0.5%。

　　因此，从2015年1月政府公布的“中长期概算”中首先能够确认的是现政权对重建财政的政治意志。

　　此外，最近再版的布坎南、瓦格纳合著《赤字中的民主：凯恩斯勋爵的政治遗产》（日经BP社）一书指出，“在现实中的民主社会，政治家面临选举，所以减税容易增税难。要想在民主社会平衡财政，防止政府臃肿，只能在宪法中规定均衡财政的义务”。安倍首相坚持重建财政的目标，应得到高度评价。

　　总之，战败后经过70年的今天，为了避免第二次战败，现政权是否有决心对财政和社会保障进行改革正面临考验，笔者期待安倍新政权能采取有效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