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春特别专栏:展望2013年的日本经济

制定今后的经济政策时应考虑的问题

小林庆一郎
高级研究员

长期持续的通货紧缩:在理论上无法解释的现象

  安倍晋三执政以来,提出了通过大胆地放宽金融摆脱通货紧缩的经济政策目标。提出这一政策的前提是认为如果通过设定物价上升率的目标值和大胆地放宽金融能够摆脱通货紧缩,就可以带来经济增长,增加就业。然而,这一前提并非无条件成立。我们需要认识到过去十几年一直持续的物价下降(长期通货紧缩)现象的根本原因和机制在经济学上尚未得到解释这一基本事实。无论是政府还是银行,为摆脱通货紧缩都作出了努力,但是仍然没有能够解决通货紧缩问题。日本银行将货币供应量提高到远远高于泡沫经济以前的水准,但是物价仍然没有上涨。这表明货币流通速度长期持续下降。那么,为什么货币的流通速度不断下降呢?我们可以假设因为对晚年生活和未来感到不安,但是并没有经济学上的明确答案。如果对晚年生活感到不安是通货紧缩的原因,那么,为摆脱通货紧缩应该进行财政重建和改革社会保障制度,而不是放宽金融。总而言之,现阶段,由于日本的长期通货紧缩原因不明,所以无法确定根治的方法。我们要认识到,放宽金融只不过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疗法,不能过于期待。

  此外,“摆脱了通货紧缩就能实现经济增长”这一命题也需要进一步商榷。决定中长期经济增长的是人口增加和生产率上升,通胀和通缩基本上与经济增长无关(货币的中立性)。

  如果实施极端的放宽金融政策,当然会在短期内出现日元贬值、股价上涨、景气上扬的效果。但是,这并不能带来经济增长率长期上升,也不足以增加税收解决财政问题。另一方面,日本还存在下述严重问题。

财政收支的缺口:按消费税率换算约为30%

  人们常说日本的财政陷入了严重的危机,但是很少看到究竟消费税必须提高到百分之多少才能解决问题这样的总成本数字。此外,就在几年之前,人们还总是说,如果只看从政府债务中扣除金融资产后的净债务额,日本的财政比意大利还强一些。但是由于日本的财政加速恶化,几年前的常识现在已经不再适用。这两年,海外的研究人员对日本财政的可持续性进行了模拟验证,根据他们的验证结果,为恢复财政的可持续性所需要的财政收支改善幅度如果换算成消费税率的话,大约要提高到30%(Hansen and Imrohoroglu 2012、Braun and Joines 2012)。这个缺口需要通过增税、削减社会保障等费用、或者通货膨胀来填补。

  就当前的日本政治现状来讲,根本不可能解决这一课题。例如,Braun and Joines提出的日本财政重建计划,建议消费税率最终提高到17%后稳定下来,但是实施这一计划需要150年的时间。而且,从本世纪中期以后的数十年间,消费税率需要维持在32%左右,并需要在相当程度上削减社会保障费(而且,前提是假定实现了2%通货膨胀)。

  正视数据就会发现这是唯一的重建财政方法,由此可见日本面临危机的严重性。稍许的通货膨胀不能解决问题(即使实现了2%的通货膨胀,也只有将消费税率的增加幅度减少5%的效果)。我们需要在对这些数据取得共识的基础上讨论经济政策和社会保障政策。

  也就是说,应该在政治场合讨论彻底削减社会保障费(年金的支付额和医疗费),提高税率的时机不能一拖再拖(实施政策的顺序,应该先提高税率,如果这样会给经济带来太大的不利影响,再在提高税率后采取经济对策。然而日本采取的“经济好转之后提高税率”则是本末倒置)。

[全面重建财政计划的一例(援引Braun and Joines 2012)]
  (1)实现2%通货膨胀;(2)老年人医疗费自己负担20%;(3)允许30%的年金替代率;(4)削减政府经常经费1%,同时如下图所示调整消费税率。
図

长期增长战略:老龄化社会的技术革新

  在思考今后的增长战略时,“指导性技术变化”( Directed Technical Change,诱导式技术革新)的思考方式会给我们一些启示。这一构想是1970年代速水佑次郎提出的,在1990年代末期由达隆·阿齐默鲁(Daron Acemoglu)定式化。这一构想认为市场的环境变化、资源配置的分布变化决定收益性较高的技术变化。过去的技术变化的方向性也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用这一构想解释。今后的日本,市场的资源环境最大的变化是“低生育率老龄化”。适应低生育老龄化趋势的技术(护理机器人套装、面向老年人的办公室系统等),面向老年人的技术(老年人福祉科技)必然面临大量需求。老龄化是世界性趋势,海外的需求也会增加。与老年人福祉科技相关的系统、器械很可能在本世纪中叶成为主要的出口产业。我们应该想到,在19世纪末期汽车是富人的玩具,而到了20世纪下半叶成为日本的主要出口产品。

政策构想的哲学

  从20世纪的共产主义与福利国家这一重大的社会实验中我们学到了两件事。共产主义的实验证明政府并不一定比民间贤明。国家比市场更能有效地分配资源是对国家评价过高。这一实验足以证明官僚、政府的能力与道德和民间并没有多少差别,在某些情况下甚至会发生更为严重的道德滑坡。

从西方发达国家的福利国家实验我们逐渐明白,政府没有长期承诺能力。相信政府不同于民间,能够承诺维持超长期制度是社会保障制度的前提。然而日本的年金丑闻等说明,社会保障制度已经腐朽,政府的长期承诺存在疑问。可以说,欧洲的国家债务危机和日本的财政问题也引起了政府能不能超长期维持社会保障基本制度的疑问,动摇了市场。今后在思考经济政策时,我们需要以
  (1)政府并不比民间具有更高的能力和道德水准;
  (2)对于一直延续到遥远的将来的政策,政府并不比民间更具有承诺能力(履约能力)。
为前提构思政策。今后还会持续出现政权交替,在这种情况下,为重新赢得国民对财政和社会保障制度的信赖,应该以“政府不能保证履行遥远将来的政策”为前提,设计富于弹性的制度。这就要求政府超越执政党和在野党的界限,提供新的智慧。
2012年12月28日
参考文献
  • Braun, Richard Anton, and Douglas Joines (2012). "The Implications of a Greying Japan for Public Policy." Mimeo.
  • Gary Hansen and Selahattin Imrohoroglu (2012) "Fiscal Reform and Government Debt in Japan: A Neoclassical Perspective." Mimeo.

2013年1月31日登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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