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对夫妻的故事
有两对夫妻，收入都减少，欠了很多债，陷入了困境，必须节省家庭支出。
其中一对夫妻对于哪项支出分配多少金额的排序总是不能统一意见，每年都围绕同样问题重复争论，却无法做出决定。这个家庭规定没有夫妻双方同意就不能支出，所以可能被断电断水，孩子可能没有饭吃，夫妻经常赊账买东西的附近商店也因可能无法要回欠款而担忧焦虑。尽管给左邻右舍带来极大麻烦，但是这对夫妻每年一到同一时期就为同样事情争论不休，几至吵架。
另一对夫妻最终决定支出的权力在丈夫手里，但熟知钱包情况的（应该）是妻子。妻子经常诉苦“钱不够花”，然而每当丈夫说“收入越少越得多吃美味佳肴，才能精力充沛地多挣钱”时，妻子就说“这可是最后一次”，无可奈何地拿出钱来。这对夫妻也年复一年地这样过日子，邻居们都觉得不可思议，为什么这家人至今还没有破产。但是这对夫妻买东西时经常支付现金，所以周围的商店也说不出什么怨言。不过有传闻说邻居们都在暗地里盘算，一旦这对夫妻破产，不得不拍卖贵重家具和高级家电，就借机杀价购买。
笔者并不认为这样举例很恰当，前一对夫妻比喻美国财政，后一对夫妻比喻日本财政。全世界都在担心两国由于政府债务的积累导致财政破产的可能性。财政问题对实体经济产生影响的方式有很大差异，人们对美国的“财政悬崖”问题可能严重影响世界经济感到忧虑，而在报道日本时，则对国债继续保持低利率的现象感到难以理解。实际上，日本的财政状况比美国糟糕得多，因此，对美国的状况不能隔岸观火，重要的是发挥想像力，思考如果长此以往，日本将会发生什么情况。
信息应透明化和可视化
第一，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每年都为财政争论不休的做法，对于周边国家来说确实很头痛，但至少当事人双方都知道存在问题，能够坐在谈判桌旁进行讨论。与此相比，日本的执政党和在野党虽然也都在嘴上说知道重建财政的重要性，但是出于对选举的考虑，实际上哪方都没想真正削减财政支出。第二，在美国至少关于现在有多少政府债务，将来预定有多少支出和税收是明确的。而日本由于财政投融资以及年金制度变得极端复杂，将来究竟需要多少支出，财政状况糟糕到什么程度，已经很难在数量上掌握。而且这还给政治对严峻的财政状况不闻不问的理由和鼓励。实际上，反复采取临时抱佛脚的对策，过度修改制度的结果，连熟知情况的政府官员们尤其对年金问题实际上究竟掌握多少情况，也变得非常可疑。
不是“努力目标”，而是“达到目标的义务”
当然，美国的问题也非常严重。美国的体制决定了财政状况的恶化在一定程度上会自动反弹，削减财政支出，其影响甚至波及警察、消防和义务教育等在日本不可想像的领域。如果在其他方面与日本没有差异，那么直接关系到国民生活的安全和治安的支出被自动削减的体制，确实不能说是优越的制度，但至少国民不得不亲身感受财政问题的严重性，在这一点上也不能把这个制度说得一无是处。
反过来看日本，假如在近期不得不削减义务教育、警察和消防的支出，那就意味着陷入了已经不可挽回的异常严重的财政状况。在没有任何前兆，突然发现自己已陷入无可救药的危机状态之前，国民多少可以感到痛苦，这样的体制有一定的好处。如果承认这一点，那么把重建财政只作为“努力目标”就不够充分。为了不让日本经济在财政状况恶化的热水里成为“煮青蛙”，也许建立一种严格制度的时期已经到来，按照盎格鲁·撒克逊的做法，先用法律的绳索绑牢自己的双手，在讨论经济政策的桌前坐下。
要推进地方分权的话，应制定明确的再分配规则
日本国民应向美国现状学习的另一个重要的教训是地方分权，特别是在财政方面的地方分权带来的利弊。施瓦辛格任州长的加利福尼亚州的惨状告诉我们，如果向地方转交了重大的财政权力，地方财政经营的失败当然必须由该地方政府全面承担责任。日本的地方交付税制度迄今一直发挥着把财源从富裕地区向贫困地区重新分配的作用，如果日本今后真的要推行地方分权，就必须制定替代地方交付税制度的新财源再分配制度，否则将会面临各都道府县之间贫富差距突显的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