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因地震灾害等事件引发了巨大的混乱，但是作为“必须冷静接受美国已失去往日实力的现实，尽快建立适合本国国情的经济社会”这一根本命题却始终未变。欧元不稳定以及日元走高局势也只是预测变成了现实，因此，2012年依然如笔者在“2011年必行之事”中提出的，“应以今后20年为最低限，做好随着经济规模萎缩发生摩擦的思想准备，保留最小限度的社会安全网，贯彻市场原理，迅速重建财政机构”。
从日本福岛核电站事故中学到了什么
要从这里迈出新的第一步是“从日本福岛核电站事故中学到了什么”。在着手实施庞大系统或体制问题等不可逆转的命题时，应牢记日本环境厅发布的四大公害报告所提到的“事故后的处理费用比事先防止的费用高5倍至100倍”。因没有积极活用在国际上评价颇高的“防止事故是政策的关键”、“不能拖延解决问题”等宝贵经验教训，对自我设想过于宽松，结果酿成福岛核电站事故，也是“失去的20年”现象。如果说“没想到”，其前提是对于相同的过失，不允许重复“没想到”。
实际上，在阪神淡路大地震时，人们只关注直接受害，却忽视了重要的先例。即由于神户制钢的全部电源关闭，高炉失控导致炉内压力异常上升，但是全自动系统一旦断电，就失去了消除压力的手段，险些造成大爆炸事故。这一幕与此次福岛核电站事件完全相同，所幸了解过去手动系统控制技术的原工程师及时赶到，通过手动操作减压成功。也许是因为属于“不同领域”，并未看到电力方面的人员吸取神户制钢教训的迹象。虽然并不是“要从失败中学习”的“失败”，然而如果不吸取此类教训，庞大系统引发的惨烈事故将会不断重现。
构建庞大系统的关键在于，必须事先找出没有编入系统的狭义上的“没想到”风险，在系统之外另行准备好应急处理方法，尽可能减少广泛意义上的“没想到”事故。尤其是没有先例可循的新型高端项目，应更如此。
表面看来这与“经济”似乎并无关系，但如果将市场机构理解成一个庞大系统，就不应过高评价其自动调整功能，必须采取同样的对策。作为“紧急时期的产业政策”，笔者以石油危机等为先例，提出的“为防备紧急情况，应健全财政机构”的警示，现在仍具有重要意义。此外，运用“金融工程”和“高速交易技术”等的新型市场，在采用尚无实绩的新系统之前应具备十二分的把握，这点也通过金融市场的崩盘得到了验证。
重建必要的最低限度的安全网与社会基本框架
第二，重新登上经济论坛的“凯恩斯与哈耶克”的辩论依然无果。如果两人还活着，结果应是凯恩斯否定采用凯恩斯政策，哈耶克在自由放任之前优先重建市场规则。
现在，雷曼危机暴露了赌场资本主义的病根，欧元危机显现出发达国家各国的财政涣散等现象，与日本“失去的20年”相同，主导世界的发达国家的成熟期等于丧失了发展能力，这是作者在1990年左右提出的“需求饱和”（每当创造新需求领域时都遇到“需求障碍”）等不能拖延的社会结构问题，而不是靠小聪明就能蒙混过关的经济循环问题。
因此，从宏观俯视的观点出发，与其说重视把经济循环现象的时间轴人为缩短的凯恩斯政策没有意义，不如说只是拖延和歪曲经济结构改革的政策有问题，除了重建必要的最低限度的安全网与社会基本框架之外，在新常态形成之前，应实施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不过，从微观角度来看，这个问题也不能依靠重视市场的试行错误过程和自动调节功能的哈耶克主义的市场过程。
本来经济学从亚当•斯密到现代美国经济理论，不过是从理论上为实现国家利益的工具背书，并不是“中立价值观”。此外，作为现代经济理论前提的常态，是旧时代的常态，并非发展方向的新常态，人类社会中存在的并非“丛林式自由”，而是“有管理的自由”。这里便发生了立即将本来的商品市场理论演绎成生产要素市场的不合理性，从而使美国的机会主义型知识产权保护与追求完全自由主义的黑客发生冲突，没有转换思路的税制改革讨论，即消费税和所得税增税等“哪儿容易就从哪儿拿”的重商主义思想，在网络社会中毫无说服力。
在政策论中，经济效用也不过是整体效用中的一个要素而已，如果要满足所有每个有意义的愿望，就会导致财政崩溃，陷入无法实现任何愿望的“合成谬误”之中。因此，不能允许将“愿望”偷换成“目标”，并为了迎合而捏造数字、算式、理论等行为。在财政重建问题上，虽然提出了“因通货膨胀造成的实质性债务压缩只是带来国内家庭经济之间的资产转移，对国家经济并无影响”，“政府通过转换日元债务与外币资产，以应对当前的日元升值及将来的日元贬值”等意见，但都只是将“国家经济”、“外币”等多种要素合并的复合体作为单体处理的骗术而已。
从惯性中蜕变
现在，唯有在笔者于1992年发表的《产业政策实践理论》一文中提倡、斯蒂格利茨等人进一步发展的“市场与政府之间的互补关系”的影响下，向上世纪70年代“文化产业论”所提倡的“更加重视精神价值观”转型，设计新型社会的基本框架，并动用所有政策工具予以诱导。
日本参加TPP也是向“符合成熟化社会结构转换”的必要行为，而非为了迎合“国际化至上主义”、“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等论调。农业保护派理所当然会反对后者，因此应进行说服，让他们明白“如果不通过结构改革提高国家的生产率，则会失去对应保护的领域进行保护的能力”。本来这种区域经济开放政策只不过是美国等成员国的产业政策，因此对于日本来说，不是“应不应该实施保护政策”，而是作为“以国家整体利益为目的的产业政策”来加以活用。全球化并非欧美式的一元化，如果不能百花齐放，就会加剧混乱，导致崩溃。
为了解决眼前的新问题，笔者于90年代初提出“从惯性中脱身”的主张，这不仅是指“破坏过于庞大的体系”，打破既得权益和旧体制，也包含了依据现行理论进行转型。
结论：2012年，应全盘肯定笔者2011年提出的论点，并结合新增课题，严谨地推进研究分析。尤其要将财政重建列在第一位；当下的重商主义思想，也不得不作为权宜之策予以容忍；福利教育等的扩充也与增加预算分开；应认识到对既得权益和浪费进行破旧立新是完全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