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日本经济死气沉沉，不见起色，这也许是作为发达国家低生育率老龄化领跑者的日本首先要面对的“阵痛”。
然而笔者期待刚刚迎来的2011年能够成为日本经济摆脱死气沉沉状态的分水岭。随着低生育率老龄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进展，要求日本制定一个能促进可持续财政、社会保障和高经济增长的战略。为此，政治的作用固然重要，但还需要依据更科学更具定量性的讨论制定出的具有创造性的高质量政策提案，作为制定政策的基础，还需要不断提高政策分析能力。
就死气沉沉这一点，回顾一下2010年，就业状况依然严峻、慢性通货紧缩长期持续等等，关于日本经济的负面话题很多。
在这种形势下，以日产汽车公司总裁卡洛斯•戈恩的8.9亿日元高管薪酬为首，年收入超过1亿日元的企业高管薪酬等公布于世，这一新闻格外引人关注。据2010年7月7日刊发的《朝日新闻》报道，日本国内上市企业的经营决策人员，薪酬超过1亿日元的累计有289人，在日本很久以来没有听到这种富豪的新闻了。
因此，笔者想在下文中，从政策分析能力的角度，对这一高管薪酬个别公开制度进行若干考察。
引进公开制度对高管薪酬会产生什么影响？
在德国和英国已经对全部高管薪酬，在美国也对排名前5位的高管薪酬实施个别公开制度，日本也引进了公开制度，按照上市企业公布的2010年3月年度结算的顺序，在有价证券报告中，公开了薪酬超过1亿日元的高管姓名及其薪酬金额（参见图1）。这一制度本身是为了充实有关公司治理的公开性而引进的，但是一旦引进了这种公开制度，今后高管薪酬会产生什么动向呢？高管薪酬将会减少，还是增加呢？
| 薪酬金额的公开方式 | 薪酬金额的决定方法 | |
| 德国 | 公开全体高管的薪酬金额 | 公开 |
| 英国 | 公开全体高管的薪酬金额 | 公开 |
| 美国 | 公开排名前5位的薪酬金额 | 公开 |
| 日本 2010年年度结算之前 | 只公开全体高管薪酬的总额 | 非公开 |
| 日本 从2010年年度结算起 | ·超过1亿日元的高管个别公开 ·不足1亿日元的高管，按董事和监查董事分别公开总额 | 公开 |
例如，在美国，虽然扩大和加强了公开高管薪酬的义务，但是高管薪酬却出现了进一步高额化的倾向。
究其原因，德永、松崎、齐藤律师事务所在报告中引用井川真由美律师的论文，列举了两点（注1）。一个原因是，由于公开了薪酬，知道自己比其他公司薪酬低的高管要求增加薪酬金额（在美国，猎头优秀高管的情况也很多）。另一个原因是，虽然得到了高管薪酬的信息，但股东能够对决定高管薪酬施加影响的体制并没有得到保障。在这种情况下，公开高管薪酬有可能导致高额化。
但是，也有传闻说，高管出于对隐私问题和引发犯罪等的担心，“在限度范围内减少薪酬额，想以此逃避薪酬被公开”（注2），因此也完全可以认为，公开薪酬制度可以使高管薪酬减少。
实际上，薪酬的增加效应和减少效应都存在，不过哪种效应是主要的也并不明确。在讨论这些问题时，人们往往凭感觉就诉诸于定性性意见，因而笔者试图通过介绍定量性研究，来思考企业高管薪酬公开制度的影响。
一提起“富豪排行榜”，大概很多人都还记忆犹新。正确地说应该称为“高额纳税人公开制度”，是从1950年到2005年，公开高额所得税纳税人、高额所得法人、高额赠予及继承高额遗产的制度。尤其是关于所得税，交纳1000万日元以上所得税的人达7～8万人，有各种生意人去各地税务局收集高额纳税人名单，或者以高额纳税人名册的形式出售，或者在电视热炒新闻节目中播放引人关注。由于2005年开始实施个人信息保护法，这一制度被废除，但是投资咨询公司的资产经营部部长成为最高所得税纳税人，文艺界人士纳税额上升或下降等信息，依然经常成为电视报道的内容，所以偶尔会使人们想起富豪排行榜。
这个富豪排行榜在各个方面与企业高管薪酬公开制度非常近似。前者是1000万日元纳税额（注3），后者是1亿日元的薪酬额等，两者虽然在金额上有所差别，但是在公开时都有明确的下限、因媒体报道而引人关注、姓名、纳税额、薪酬、收入等个人信息被公开等方面非常相似。由于后者只限于上市企业的高管薪酬，而且公开的下限也非常高，所以两者的公开人数有很大差别，不过可以推测，高额纳税人对两个制度的反应会有相似之处。
关于富豪排行榜的公布，会使高额纳税人的申报收入额增加还是减少，曾经进行过讨论。有意见认为，由于惧怕第三者揭发而受到税务局调查，或者由于公布高额纳税人能够产生表彰效果，因而可能使高额纳税人申报收入额增加。
另一方面，也有各种各样的意见指出，富豪排行榜有时被用于预期目的之外，成为引发犯罪和搔扰的原因等。还有各种机构（例如税务师法人ATO财产咨询室（注4））指出，有的高额纳税人为了避免进入富豪排行榜而逃避公开。
对这个问题进行定量性分析的论文有Hasegawa, Hoopes, Ishida, Slemrod（2010）（注5）。
这篇论文使用日本高额纳税人名单，并利用高额收入分布在理论上形成被称为帕累托分布(Generalized Pareto Distribution,GPD)的规律，对理论上预测（推定）的收入额分布和基于高额纳税人名单（推定）的收入额分布进行了比较，得出的分析结果是，“在公开的下限附近，在实际收入额的分布中有1000多人低于理论上预测的收入额分布”。虽然需要注意这个结果是基于各种各样的假定，但是这个结果显示出，由于富豪排行榜制度的存在，高额纳税人可能会非偶然性地减少。
如果这个富豪排行榜的结果也可以适用于企业高管薪酬公开制度的话，那么可以预测，随着企业高管薪酬公开制度的引进，尤其是处于公开下限附近（薪酬1亿多日元）的高管，其薪酬可能减少。
今后社会将要求对政策进行事后评估
当然，富豪排行榜与企业高管薪酬公开制度之间存在若干差异。后者仅限于上市企业的高管薪酬，在富豪排行榜中多有出现的个人开业医生和公司创始人（注6）基本上都不包括在内，而且时代背景也有所不同。实际上，由于这一公开制度，高管薪酬将会出现什么样的动向，还有待于观察其结果。
不过，关于这种公开制度给公开对象的收入等本身带来的影响，迄今基本上还没有进行过讨论，即使讨论，也往往停留于感觉上的和定性性的讨论。
要想使2011年成为“日本迎来朝气元年”，发挥政治作用虽然重要，但还需要制定具有创造性的高质量政策提案。此外，最近以来，日本也和欧美一样，重视对政策进行事后评估的倾向正在不断加强。为此，包括上述公开制度在内，对于各种政策带来的影响，应进行更科学更具定量性的讨论，力求不断提高政策分析能力。
※本文阐述的意见均属执笔人的个人意见，不代表经济产业研究所、财务省以及财务综合研究所的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