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资上调无力与收入差距的扩大
日本经济从2002年2月开始景气持续回升，据说超过了战后最长的伊奘诺景气。但是，与伊奘诺景气时期的年11%的高增长率相比，此次景气回升的年增长率停留在2.4%，是实实在在的低空飞行。人们期待2006年年中宣告摆脱通货紧缩，结果，这也被推迟到了2007年度以后。
问题在于家庭消费和工资的恢复依旧无力。一年之前，许多经济学家预测2006年年中工资将提升，消费将大力恢复。但是，虽然企业业绩一直呈上升趋势，而工资的回升却意外迟缓。
这大概与公司治理以及劳资力量关系的结构性变化有关系。在泡沫经济崩溃后的长期经济不景气时期，从90年代末开始以非正式雇用的形式从事工作的人员急剧增加。这虽然有人才派遣等管制放宽方面的理由，然而，如果当时没有转换为非正式雇用，企业业绩就会恶化，众多企业就会倒闭。非正式雇用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发挥了减震作用。但是，结果却造成了劳资力量关系的结构性变化，受雇一方的谈判能力下降。
进而，泡沫经济后的不景气和90年代末的金融危机导致主办银行制崩溃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尝到银行的惜贷、退出信贷苦头的企业感到在关键时刻银行靠不住。另一方面，股东的力量增强，积极要求分红。这种变化使企业经营者不敢增加工资，尽量将流动资金留在手头，以便用于将来的设备投资以及给股东分红。由于这种结构性变化，致使通常的景气循环预测中的工资增加严重滞后。
去年，各大媒体和论坛聚焦的收入差距问题也可以说是在此背景下发生的。就收入差距这一现实问题，不仅从数据上进行争论，从实际感觉上，很明显收入差距问题已经扩展到日本社会整体。这种差距感的扩大使人们开始排斥市场主义的结构改革。
有人认为市场竞争激化而产生收入差距，要求政府积极采取措施纠正这一差距。这正是所谓通过财政资金的再分配纠正收入差距的想法。刚好此时为了重建财政，在各个领域社会保障相关费用不断削减，结果，在现实的医疗和生活保障等方面陷入悲惨境地的弱者不断出现，人们对收入差距的愤怒进一步增加。
要求政府纠正收入差距的议论具体来说就是要求政府增加年度财政支出。保守派政治家大多倾向于扩大公共事业。通过公共事业使地方的建筑业企业得到好处，缓和经济差距，回到平均政治的轨道。
革新派要求在医疗、福利、失业对策等拯救弱者方面从资金上给予大力支持。不论哪一种解决方式，如果不能够将再分配的对象限定于真正的弱者，必然会招致政府支出的扩大。虽然众多的议论者都避而不论，但是要纠正收入差距，就必须大幅增税。
完善市场规则的必要性
此外，近年来发生了多起经济事件，也给金融市场带来了一定的影响，如活力门事件、村上基金事件、耐震强度造假事件等。这些事件的发生说明，作为市场竞争大前提的保证遵守市场规则的机制存在重大问题。由于不正当的做法盛行导致对市场竞争排斥情绪的高涨，如果通过公平竞争而获利则谁也不会有怨言。因此，有人认为政府的作用在于制造公正的市场环境。完善市场规则，事后切实检查是否真正遵守了市场规则，这一点十分重要。
正式职员和非正式职员在雇用上的差距是收入差距问题的一个典型，这也可以看作是市场规则的问题。如果从宏观数字来看就业人员整体的话，日本的从业人员的收入并非过少。虽然最近日本的劳动分配率（将国民收入分配给资本家和劳动者时，劳动者获得的部分）呈降低趋势，但是与欧美各国相比也并非极低。
泡沫经济崩溃以后的90年代前期，劳动分配率反倒一直上升。可以说，日本的劳动者现在还在偿还当时的赊欠。因此，事情并不是减少企业的所得，提高劳动者的所得那么简单。
毋宁说，劳动者中获得优厚待遇者与受到不正当低待遇的非正式员工的收入差距较大，造成了消费弱化等弊害。所以，并不是劳动者整体所得减少的问题。为了解决雇用差距问题，重要的是在日本的劳动市场贯彻同工同酬的公正原则。所以解决这一问题的必要政策与其说是由政府进行再分配，不如说是制定劳动市场的规则。
由谁发挥共同体的功能？
削减安全网，不仅会引起对财政重建的反感，还会引起更广泛的对结构改革的排斥。如果要长期推进改革以及财政重建，就要尽量增加针对解决贫困和医疗救助问题的财政支出，以不失去国民的支持。此外，从维系对改革的政治性支持的观点来看，建立公正的市场规则，扩充事后检查机能十分重要。可以说推进维持必要的安全网，进行主次分明的财政重建以及建立能够得到信赖的公正的市场环境极为重要。
在今年的论坛中可以广泛看到的对收入差距的批评中，还隐藏着另外一个论点。
这就是，日本企业肩负的"公司共同体"功能已经丧失。
战后的日本社会中，传统式的大家族和农村共同体不断缩小，企业发挥着作为人心归属感的共同体的作用。
日本的企业（不管现实如何）因其终身雇用制度和企业福利被看作是劳动者的共同体。在日本社会，非常排斥企业解雇劳动者的行为，这恐怕也是由于企业一般被视为共同体的缘故。20世纪90年代前期，经济严重不景气，企业之所以要维持雇用，并提高劳动分配率，在一定程度上是出于对这种社会责任感的意识。但是，随着经济的长期不景气，企业经营受到压迫，以90年代末为开端，企业逐渐放弃了作为共同体的社会责任。此时，终身雇用制度开始受到破坏，大规模的解雇和非正式雇用的利用不断增加。
曾经作为共同体发挥了给予从业人员归属感作用的企业，违背了人们的期望而转向追逐利润。人们对收入差距进行争论的背后，有对此情况的气愤。因此，人们希望共同体得以再生。
问题不仅仅在于如何处理金钱上的差距。
对于该问题的一个回答可以从安倍政权的政策路线中看出来。这就是，强盛的国家应成为共同体，担负起给予人们归属感的功能，同时在经济方面则采用自由主义原则。这虽然有始有终，但又令人担心陷入复古的国家主义。
另一方面，革新派人物也大多强调政府再分配的重要性。但是，由于企业共同体瓦解而高涨的国民的不安和不满，一旦与这些争论相融合，就会强化近来不断增强的国家主义倾向。革新派人物应该更关注这一点。
所以最自然的方式不是国家事先布置好共同体，而是应该从民间或者市场中自发地使共同体得以再生。社会经济学家间宫阳介先生敲起了警钟，他指出，如果共同体式的组织受到破坏，市场中只存在像原子一样的个人，形成这样的市场社会就接近了法西斯主义（《凯因斯与哈耶克》）。间宫先生主张强化国家与个人之间的"中间团体"（市民团体、大学、文化团体、行业协会等）是市场经济恢复平衡的有效路线。
确实，就现状而言，也许只能期待NPO等市民团体以及企业福利的再生。通过充实捐款税制以及促进企业积极支持育儿等政策，有望从民间实现共同体的再生。对于今后日本经济来说，可以说这是一个重大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