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融危机以后亚洲货币的两极分化
从1年前开始急剧衰退的经济，由于各国在财政和金融方面采取的经济刺激政策产生了功效，至2009年夏季终于触底，大多数人都认为世界经济基本上正在复苏。但是，迅速复苏（V字型）的看法只占少数，缓慢复苏（U字型）或复苏还需要时间（レ型）的看法占多数。很多人指出，如果欧美的不良债权处理迟缓，有第二次跌入谷底（W型）的可能。
在世界性经济衰退中，以中国为主的亚洲经济比较迅速地出现了经济复苏的萌芽。作为经济急速下滑主要原因的制造业的收益终于显露出复苏的征兆。进而还有人期待亚洲各国增加消费和投资的措施也将有助于世界经济。亚洲各国的影响力得到进一步提高。
导致这一年（2008年9月～2009年8月）的世界经济急剧收缩的开端，是欧美的投资银行发行，很多金融机构和投资者购买的证券化商品的价格急速下跌（大多成为废纸）。由于资产价值下跌，资本毁损，经营难以为继的金融机构也很多。危机发生当初，由于出现了在全世界出售资产以救援总公司财务的动向，全世界的资产价格（股价和房地产价格）下跌，国际资本移动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汇率也发生了巨大波动，日元对美元比价上升，欧元对美元比价下跌，进而资源相关国家的货币也出现了贬值。例如，由于套利行为活跃，日元从实体经济上来看处于贬值水平，但是由于金融机构的去杠杆化（归还用于投资活动的借款），套利得到抵消，结果起到了使日元升值的作用。而且，在世界的利率接近零的情况下，失去了利率差，使日元进一步升值。
在此次国际金融危机中，亚洲金融机构的直接损失比较轻微。但是，金融危机引起的资产价格变动和实体经济的收缩，给一部分金融机构带来了损失。另外，由于欧美的金融机构和投资者的活动引起的资本移动，亚洲地区的货币也发生了很大波动。一部分货币使危机发生前不合理的汇率水平得到了纠正，另一部分受国际金融危机余波的影响，出现了新的波动。
下面看一下在这个时期里，亚洲货币的汇率是怎样波动的。首先看一下，作为东亚13国货币加权平均值的亚洲货币单位（AMU），对主要货币（美元、欧元）的汇率波动情况。下图表示的是2004年4月以后，AMU对美元—欧元货币篮子（注1）、对美元和对欧元的汇率波动。根据这个图表可以知道，AMU对美元—欧元货币篮子从2009年以后基本上处于接近1的水平，恢复到了AMU的基准期间2000年和2001年时的水平。AMU对美元汇率为1.10，在国际金融危机以后，对美元的汇率由于受日元升值倾向的影响，其走向比较坚挺。另一方面，AMU对欧元的汇率，自2008年9月雷曼冲击以来，虽然从以前的0.70水平增加到0.85，但目前在0.80以下的水平波动，与基准年相比，依然呈现欧元升值的倾向。
接下来看一下表示在本地区内东亚13国货币间汇率波动的AMU偏离指标的推移情况。
上图表示的是从2004年4月到最近的2009年8月20日为止的AMU偏离指标的波动情况。根据此图可以看出，从发生雷曼冲击的2008年9月以来，东亚货币呈现出鲜明的两极分化。强势货币群（日元、中国元、泰国铢、新加坡元）和弱势货币群（东亚其他货币）的偏离仍然没有缩近。
这种亚洲货币间的汇率波动对实体经济产生了不少影响。例如，在亚洲货币间波动最激烈的日元对韩国元的汇率，在2007年中期时，AMU偏离指标差是韩国元高出30％以上，但是从2008年以后韩国元急剧下跌，在2009年8月时，日元基本上在高出20％的水平上推移。其结果，韩国的主要电气电子产业的业绩，在2009年4～6月已经恢复到国际金融危机以前的水平，以压倒性优势领先于依然业绩不振的日本生产商。另外，中国于2005年7月改革了人民币汇兑制度以后，对美元逐渐升值；与此相比，依然继续实施钉住美元政策的越南盾在低汇率水平推移，在亚洲建立制造据点的日资企业，从中国向越南等弱势货币群国家转移提高生产据点比率的倾向越来越明显（当然向中国以外的国家分散生产据点，还有货币之外的原因）。
东盟与中国于2009年8月正式签署了自由贸易圈投资协议，从2010年起，由发展中国家组成的世界最大的自由贸易圈即将诞生。在这种情况下，从在亚洲地区内避免竞争性货币贬值，谋求货币稳定的观点来看，预计使用AMU偏离指标来监测亚洲货币间的汇率，将会越来越重要。
新设亚洲货币单位CMI（AMU-cmi）数据的目的
亚洲货币单位（AMU）是作为RIETI与一桥大学COE的合作项目，于2005年9月创设，由东盟（ASEAN）10国与日本、中国、韩国共计13个国家的货币构成的统一货币篮子。2000年5月，达成了在东亚地区建立双边货币互换协议（BSA）的网络等内容的清迈协议（CMI），根据AMU计算出的偏离指标就是作为在清迈协议下相互监督地区经济的指标，为提出建议而创立的。AMU篮子的加权值，是根据在计算欧洲货币制度（EMS）下采用的欧洲货币单位（ECU）时使用的方法，以东亚13种货币各自在地区贸易中的占有率和购买力平价计算出GDP占有率，再通过其平均值计算出来。但是关于这种计算方法，迄今进行了很多讨论。
由于遭受此次国际金融危机，2009年5月3日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举行的第12次ASEAN＋3（日中韩）财长会议上，提出了加强CMI的议案，把资金规模增加到1200亿美元。进而通过对在2009年底之前实现CMI多边化（CMIM）达成协议，使今后实现以CMI独自进行经济相互监督成为必须。可以预计，亚洲地区金融合作的强化（符合1997年亚洲货币基金（AMF）计划的精神）将取得进展。
在资金总额为1200亿美元的清迈协议多边化协议（CMIM）中，对各国的贡献额做出了规定。在计算亚洲地区货币平均价值时，采用各国的这一贡献度作为货币篮子的份额，作为与CMIM连动的统一货币篮子是妥当的。从这样的目的出发，提出了新创设AMU-cmi的议案。AMU-cmi作为与国际货币基金（IMF）的特别提款权（SDR）同样的概念，今后期待其在补足CMI成员国的现有储备资产时，作为储备货币或作为计算单位发挥作用。AMU-cmi与现有的AMU有很大不同，其特点可以举出以下两点。
- 采用各国对CMIM的1200亿美元资金总额的贡献额比例作为货币篮子的份额。
- 新加入CMIM的香港货币成为组成货币篮子的货币。
AMU-cmi的货币篮子加权值的计算方法如下（注2）。
与以往的AMU不同，在AMU-cmi的货币篮子加权中，日元的加权最高，为32％，第二是中国元（28.5％），包括香港的中国的加权为32％。此外韩国元的加权为16％，比AMU（约10％）高，日中韩占整体的80％。东北亚三国的加权之所以高，可以说是因为反映了金融和经济的现状。在这个意义上，今后有责任在地区合作中发挥主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