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霞关附近的政府机构再次关注起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撰写的《后工业社会的来临》（注）。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的来临》被翻译介绍到日本是在1975年，距今已有30多年。而且他最早论述“后工业社会”这个概念比其还要早上十多年，追溯起来已超过40年，应该不再是新生事物了。
为何如今又提起“后工业社会”？
所谓后工业社会，简单概括就是指，不是物质上的能源和资源，而是信息和知识起决定作用的社会。思考日本社会的问题时，“信息化、服务化”、“全球化”以及“人口减少、老龄化”是不言而喻的三大课题，后工业社会论作为思考信息化、服务化问题的重要参考依据，可谓是脍炙人口。而且，基于过度的服务化和制造业的衰退、产业空洞化的忧虑，“后工业社会的幻想”这一反面论调也曾被提及，并展开过广泛的讨论。
那么，为何如今又提起“工业化后社会”呢？
今后日本社会将如何发展？在重新冷静地思考和预测这个问题时，“后工业社会”便恰逢时机地出现了。
该书译本的副标题为“对社会预测的一项探索”。作为规定一个社会的要素，有社会思想、人口、能源和生产体系等。把这些基本要素一个一个组合起来，对于预测未来社会的大框架构思方案具有很大的魅力。如今日本社会不是正在面向一个需要这种框架式构想的时代吗？这也正所谓迎来了历史的转折点。
后工业社会所需求的新劳动论
在“后工业社会”这一历史认识下，更应该展开一些预测，这些领域中便有“劳动”问题。进入以信息和知识为主的时代后，劳动将如何变化？与之相应的各项政策必须以什么作为课题呢？
为抓住工业社会的特征，我们来看一下日本的经济高速增长期。近代的劳动市场是随着迅速发展的工业化而形成，城市型的大规模工业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而且为了进行集团型、有组织的生产活动，需要一种受时间约束、整齐划一的劳动。
这正是所谓的劳动力商品化。由于商品被标准化，进而大量流通，形成市场。正是因为劳动力作为商品被标准化，从而实现了大量流通，使大量劳动力集中在城市工业中，短时期内便形成了工业化社会。劳动政策必须是劳动市场政策，它只能成为一种政策结构，从中保证劳动的移动得以顺利实施，并且通过市场交易来维持劳动者的安全和健康。
然而，现代人即使是把“劳动”当作上述工业社会中的产物，恐怕他也不愿意自己被称为“劳动者”。可能比起“劳动者”，更希望是一个“专业人员”，他会觉得“工作”一词是不能简单地换称为“劳动”的。
可以预测，随着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变，劳动力的标准化也将瓦解。因为，知识和信息是与驾驭它的人的生存方式紧密相连、不可分割的。世上的每一个人都有各自不同的生存方式，并希望自己的这种有个性的生存方式能够融入自己的职业生涯中。
如此看来，不仅有必要纠正对于“市场”中流通的劳动力、或者说作为可交换商品的劳动力的看法，而且建立在劳动市场理论上的劳动政策也将面临着转变的要求。
不安定的时代需要明确企业的使命并积极向从业人员渗透
从整体上看，丹尼尔·贝尔的预测是否准确呢？
贝尔预测，一旦步入后工业社会，便会回到政治哲学的根本问题上。也就是说，实现了物质极大丰富的工业社会，会带来诸多多元性问题，即教育、运输、福利、城市再改造、大气污染、水污染以及医疗等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政治的作用将越来越大。于是，在通过非人格性的“市场”形成的社会关系中无法解决问题，从而不得不在人与人的相互接触中去摸索未来。
在此，贝尔论述了对训练有素的专职阶层（professional class）加以公共性计划管理的意义。然而，当今的日本社会，在市场体系中循规蹈矩地解决问题似乎仍旧倍受重视。
预测的意义，和其准确不准确同样，面向未来应具有怎样的行动规范，也是发人深省的。《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一书便是让日本人重新思考今后的道路，并在此基础上仔细斟酌的一部文献。诸位觉得如何呢？